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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十月的深秋，我们全班五十来位同学，来到上海郊县奉贤县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秋收、秋耕和秋种的“三秋”劳动。
在经历了狂飙突进的“红八月”的“破四旧”的造反运动后，上海的中学文化革命出现了短暂的平静。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正是最高权力层在进行角力的时候。毛泽东通过几次的接见全国红卫兵，驱使青年学生作为“文化革命”的先锋打手，毛路线逐渐取得了上风。上海正在酝酿“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这是最高权力层摊牌前的平静。全国大中小学早在当年六月就停课闹革命了。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彻夜的辩论已经叫我们感到厌倦，青年学子的政治热情开始消退了。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下乡劳动，大家都感到好奇和新鲜。在我们的心里，与其说是去参加劳动，不如说是一次旅行。许多同学从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不用再受父母的管束，不用再听父母的聒噪了，这确实是令人兴奋和向往的。
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在九月底，我被推举作为“红卫兵”的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十月一日，万众欢呼的人流经过天安门广场，我见到了穿着军装的毛泽东，还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尽管离得很远，我还是看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略显落寞的在离毛泽东颇远的地方向广场的人群挥手。簇拥着毛泽东的是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一伙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清楚地表明，刘邓被疏远了，离开了权力的核心。但是我一个对政治懵懂的少年，当然不会预想到众神的命运，更不会料到刘邓两人在后来的命运发生那么巨大的逆变，影响了中国当代的历史。在同学里面，我去过首都，见过领袖，算是见过世面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心中洋溢着自豪，还有一点隐约的使命感。
当时是票证时代，我们每个人缴纳了一个月的定量25斤粮票和5两油票，还有伙食费17元。乘上几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在闵行的西渡摆渡过江，我们年级的十几个班来到了奉贤县城厢南桥镇。每个班级被安排在一个生产大队，从这儿到生产队就没有大路可走了。汽车停在了河边，这是一条二十多米宽的运河，由城关向东流去。几百个学生下了车，每个人都背着背包，手里提着网兜，装的是脸盆，茶缸，搪瓷碗一类的用品。这个上海南部的小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学生，人声嘈杂，显得热闹起来了。各个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木船，早已停在河边。经过一番折腾，我们上了自己生产队的船，第一次坐这种无蓬的木船，同学们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有机动的拖船超越我们，划出浪花，我们的木船便摇晃起来，女同学发出阵阵惊叫。
“三秋”杂忆（2）
我们班级所在的生产队，把我们安排在三间废弃的农舍里。女同学分配给了最大的一间，男同学占了余下的两间。我们一进去，一股猪粪和霉变的味道扑面而来，估计这儿曾经养过猪。地上铺上了稻草，我们自然就是睡在地上了。同学们铺开了草席，支起了蚊帐，很快就安顿下来了。这时天色已晚，我们靠在被褥上面，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着屋内的环境。虽然我们对农村艰苦的环境有思想准备，但是睡在这间阴暗、潮湿，充满霉变和猪粪气味的破旧屋子里，还是感到有点难以接受。黑乎乎的屋梁上面布满的蜘蛛网，我真担心上面会游过一条蛇。
这儿离村子很远，生产队为我们在房屋的右前方盖了一间草房，砌了灶头，就算是我们的伙房了。我们的屋前有一口水井，喝水做饭以及洗漱都用这一口井。在伙房的后面，一条小河蜿蜒流过，河水还算是清澈。沿着小石阶来到河边，这儿是我们洗衣服和洗菜淘米的地方。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受到了批斗，早已靠边站。他还跟随班级一起下乡劳动，可是对班里的事务已经没有了发言权，是我们几个班干部在管理班级的事务。下乡之前，校方提议我们分别在老乡家里搭伙，跟老乡同吃同住，我们把伙食费和粮油票交给搭伙的老乡就行了。可是在召开班级全体会议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反对这么安排，说有一些老乡可能比较吝啬，搭伙的同学会吃的不满意，反而不利于跟贫下中农搞好关系，不利于向贫下中农学习。再说，我们集中住宿便于我们开会学习，便于解决下乡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最后决定我们集中住宿，由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伙食。我们班在下乡前就组成了炊事班，委任了事务长，专门管理同学们的伙食费和粮油票证。
第二天清晨，起床哨响了之后，男女同学拿着脸盆洗漱用具，挤到井边，争先恐后的接水。大伙儿吵吵嚷嚷，有的抱怨蚊子，有的抱怨不习惯，女同学还说有老鼠，总之是没睡好。十月深秋，上海郊区的早晨，空气很是清冽，夹杂着青草和肥料的味道，伙房里冒出的烟有点儿呛人。早饭是酱菜，每人一勺白粥和两个馒头。同学们排队领餐，男同学敲打着搪瓷碗，嘴里哼着拉兹之歌的调子。
今天的活儿是摘棉花和割稻。一个女社员把女同学领到棉花地里去了。带领我们男同学去割稻的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他给我们每人发一把镰刀，领着我们来到一片稻田。成熟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在晨光的照耀下泛出金光。生产队长光着脚一脚踩进稻田，向我们示范割稻子的要领。同学们都穿着鞋，犹豫了一下，赶紧脱下鞋袜，在田边一字排开，学着队长的样子，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抓一把稻子，一刀一刀的向前移动。
“三秋”杂忆（3）
我们这班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从来没干过农活，尤其是收割稻谷这么个体力活儿。只消一会儿我们就觉得腰酸背疼了，弯着的腰也直不起来了。大家纷纷坐在田埂上，就连平时喜欢逞强的家伙，也直叫累。原先那点儿对农活的好奇心全然没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总觉得晃眼的太阳挂在天上不动，可是肚子里早已饥肠辘辘了，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早点通知吃饭。等到炊事班的同学在远处招呼我们开饭，我们这二三十人，拎着鞋，垂头丧气，就跟打了败仗似的，摇摇晃晃回到驻地。女同学更是叫人认不出来了，所有的女同学头上都裹着毛巾，只留出一双眼睛，衣服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原来棉花里都是棉花虫，摘到围兜里的棉花，爬出来黑茸茸的虫子，居然钻到了女同学的脖子里，头发上面，着实令这些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女孩子惊吓坏了。
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第一天的劳动，真正让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尝到了什么叫农活，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晚饭后，好些同学连洗漱都懒得做了，倒在稻草的褥子上就睡了。干活累还不说，处于正在身体发育时期的我们，营养严重不良。一日三餐基本没有荤腥。午饭是米饭，炒青菜和烧萝卜。晚饭也是米饭，菜是冬瓜汤，白菜肉丝。别说副食，好多男同学觉得米饭都不够。
第二天，早饭之后，男同学都躺在屋里，不去上工了。我们几个班干部叫唤大家出工，可是他们说，没吃饱饭，没力气干活了。许多同学都附和着说，负责打饭的人不公平，而且自己还偷吃。我们几个干部见此情况，紧急开了一个小会，一致认为这事不解决，校方很快就会知道，可能会对几个为首的同学进行处理，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班级，影响到整个学农正常的开展。我们决定，这件事情就在我们班级里自己解决，不能上报。于是我们立刻召集全班大会，就炊事班的问题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全班同学统一了看法，那就是立刻改组炊事班，用自由选举的办法选出事务长负责炊事班的工作。大伙儿提名推举我来担任事务长，经过举手表决通过。我当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说，谢谢大家的信任，炊事班的工作能否做好，事关三秋学农能否顺利完成，我愿意竭尽所能，做好炊事班的工作，尽可能让大家都满意。我说，既然大家都信任我，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炊事班的人员组成由我来挑选决定，大家没意见。
“三秋”杂忆（4）
我提名了三名女同学做炊事员，这三位女同学，健康壮实，敦厚诚实，寡言实干。我又挑了两名男同学，一个是夏同学，一个是林同学，主要负责帮助我采购粮食副食品和协助女同学做饭菜。他们在班级里是手脚勤快的，更重要是跟我关系很铁，这就是举贤不避亲。同学们鼓掌通过，我接受了移交的账目和粮油现金。全班的伙食费将近一千元的现金，加上一千多斤的粮票，我都必须随身携带。好在班主任借给我们一个首饰箱 ，是他母亲当年的陪嫁。这个首饰箱是铁质带锁的，开启的时候，钥匙要旋转几圈，随着铃铛的声音才能打开。也就是说，谁要是打开这个箱子，就一定会发出悦耳的铃声。我整天提着这个首饰箱，直到回城。
我对炊事班简单做了分工，三个女同学负责一日三餐的饭菜，我们三个男同学，负责采购，负责烧火以及打饭菜。当然，粗重的活儿都由我们包了。我找到生产队长，要求队里拨给我们一条木船，用作上镇里采购粮油副食品。我向同学们承诺，尽可能改善大家的伙食，尽可能合理支出伙食费，做到有所盈余。一场罢工风潮就这样解决于无形之中了。
既然作出了承诺，我就要在开源节流上想方设法了。南桥镇是我国著名的腐乳生产地，所谓“南乳”，说的就是南桥的腐乳。腐乳营养价值很高，是早饭佐粥的佳品，于是我们去采购的时候，就整坛的买回来，这样比小瓶装的经济许多。有一个女同学建议用丢弃的萝卜缨腌咸菜。果然，腌出来的咸菜口感很不错，这样早饭的菜就解决了。我还发动同学们留意，把老乡们丢弃在菜地里还能吃的蔬菜带回伙房，这样可以节省购买蔬菜的开支。我们帮生产队刨红薯，同学们把红薯叶带回来，象青菜一样炒着吃，好吃又有营养，又省了一笔钱。队上送给我们班几大筐的红薯以示感谢。把这些红薯蒸熟了，打饭的时候每个同学分到一个，以补充主食的不足。
最叫人难以忘记的是，我们遇上了生产队捕鱼的日子。这是一个水塘，里面养着各种淡水鱼，有草鱼，鲢鱼（俗称大头鱼），鳙鱼（上海人叫白鱼）。他们的做法是，先用抽水机把水抽干，然后人下去抓鱼。水当然没有完全抽干，大约还有齐腰深的水。下去抓鱼的人赤着膊，只剩裤衩，就在混水里面摸鱼，抓到了就往岸上扔，每扔上一条大鱼，就引来一阵欢呼。这时临近傍晚，我们早已收工，同学们都围在鱼塘里看着老乡们抓鱼。我觉得他们人手不够，于是就对他们说，我们可以派几个同学下去帮你们。他们正为人手少而发愁，于是班里十几个身体健壮的男同学，自告奋勇跳进水塘里。在女同学的欢呼中，男同学玩的更疯了。
“三秋”杂忆（5）
人多果然好办事，很快就把鱼塘里的鱼捞光了。我们收到了生产队送来一箩筐的鳙鱼，足有五十多斤。这鱼第二天吃就不新鲜了，我马上发动会杀鱼的女同学，帮助炊事班赶紧把这些鱼宰杀洗净。当天的晚饭，每个同学都吃到了新鲜美味的红烧鱼。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次很好的改善伙食了。
我们大致隔一天就要到镇上去采购。我们三个男同学，对于摆弄这条木船，实在是没有经验。这条船没有桨，生产队只是给了我们一支撑杆，我们就是用这条撑杆，一路蛇行，把这条船终于撑到了南桥镇。约莫估算，从生产队到镇上，走水路大约五、六公里吧。先是从我们伙房边上这条小河出去，拐了几道弯之后，就进入大河了，这条河直达镇上。早饭之后，我们就出发到镇上去采办粮油食品了。我们把船在河边停稳，米店就在河边的街上，我们三个人合力把一袋200斤的米抬到船上去，留下一个人看船，我和另外一个人去买副食品和油盐调料。回到村里，刚好是开午饭的时间，我们便负责打饭菜。
在当时在的政治环境下，到农村三秋学农，劳动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下乡劳动进行政治思想的教育。尤其是在文革方兴未艾，吃忆苦饭和听忆苦思甜报告，是学农的题中之义，每个学农点都必然会作出安排，概莫能外。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么个自虐洗脑的办法，但这无疑是进行愚民教育最可笑的手段之一。所谓吃忆苦饭，就是用野菜米糠制成食物，强行的给每个接受教育的人进食，而且还要装出很愿意接受这个教育的样子来，千万不能嫌弃这个神圣的食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说吃了这个“忆苦饭”，就会珍惜今天美好的日子了。听忆苦思甜的报告，就是请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讲述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还要跟今天美好的日子进行比较，落脚点就在于对共产党的歌颂和感恩。
我们炊事班提早一天获知明天晚上要吃忆苦饭和听忆苦思甜报告了，关照我们不用准备明天的晚饭。这个消息在同学们中间不胫而走。恰好当天我们要上镇里采购，许多同学暗地里都委托我们买一些饼干，蛋黄条之类的干点，以备明晚之需。
傍晚收工之后，全班同学沿着田埂来到大队部。这儿已经做了布置，这是一间50平方米的平房，在屋子一端放着一张长桌子，作为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上面写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陡然给这间屋子增添的肃杀的气氛。主席台的前方是一些条凳。全班五十多位同学，加上几位生产队的头面人物，屋子里挤得满满的。
“三秋”杂忆（6）
大家坐定了之后，开始由大队支部书记讲话。这个三十来岁的庄家汉子，据说是个复员军人，自然也能操着熟练的政治话语，他的讲话大意是今天是很有意义的阶级教育课，希望同学们认真上好这一课，做合格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就是分发忆苦饭，忆苦饭是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这是用野菜和米糠捏成黑乎乎的饭团，每人两个。发到我手里，感到还有一点温热，看着这可疑的食物，我轻轻的咬了一口，略有咸味，有一股苦涩的青草味。咀嚼了几下，咽下去觉得十分粗砺，难以下咽。看看其他同学，也都在那里咀嚼，但不敢面露苦色，只是默默地，脸无表情的吃着。有点静场，气氛有几分怪异，细心体味，感觉有几分荒诞。这些思维正常的人在做着一件如此荒唐的事情，而且还装着一本正经。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觉得有点不真实。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政权，能想出如此荒诞的办法来对人民进行愚民教育，用这样的办法来羞辱自己的人民。难道你让人民吃下这种“食物”，人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永世拥护吗？事情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早已把这一切忘却了！
接下来是忆苦思甜报告。做报告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干瘦老农。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农民如何讲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了。但是有一个情节叫我终身难忘。这个农民不知为什么，讲着讲着，竟然开始控诉起“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他大概忘记了，这个时期是属于“解放后”的“新社会”呢。台下的同学们开始觉得不对劲，窃窃私语。大队支部书记也感到出了问题，赶紧高声插话，打断了老农继续胡言乱语。一个年轻的农民把他拉出屋子，估计这个老人今后的日子一定是不妙的。
我没有吃掉这两个“忆苦饭”，在回去的路上，趁着夜色，我把这两个东西扔进了水渠。我相信，许多同学跟我一样，都把这些东西悄悄扔掉了。大伙儿都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吃着点心。我们才十五六岁，谎言和欺骗已经开始毒化我们的心灵。
比起每日里风吹日晒在地里从事农业劳作的其他同学来，我的工作是轻松的。除了每天必须记账核算开支之外，我的主要工作是保管现金和粮油票证，负责采购粮油和副食品，管理这个小小的炊事班。说实话，我挑选了这三位女同学，都是踏实勤劳的，她们性格都是内向和隐忍，说话不多，默默地负责五十多位同学的一日三餐。要知道，她们只是16岁的少女而已!
“三秋”杂忆（7）
时常会有一些同学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请假，他们会跟着我们的船到镇上玩。有一天，我们年级的红卫兵营长高同学感冒了，没有出工。他见我们到镇上买东西，就跟我们结伴而行。一路无话，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令我们至今难忘的趣事。那一次买了两袋米，一共四百斤，船上有四个人，加上其他的物品，将近有一千斤了。我们从大河进入到小河的时候，河水浅，淤泥厚，载重过量，船搁浅了。我们用尽吃奶的力气使劲撑，船还是不前进。高同学拿过撑杆，斜着插入水中，用尽力气一声呐喊，船居然朝前移了。可是因为船行突然，撑杆插得太深了，一时间拔不出来，高同学仓促之间不及撒手，一头栽进河里。我们三人皆惊愕无措，几秒钟之后，高同学突然冒出水面，水才及胸，头上顶着一头的水草，那摸样儿极其呆萌可笑，我们见状禁不住笑得前仰后合。高同学见我们乐成这样，恼羞成怒，破口大骂，“xxx，你们还笑，还不拉我上来！”我笑道，“既然你已经下水了，那就索性帮忙推船吧。等过了这一段，你再上来。”高同学无奈，只好站在水里推船，我们则手忙脚乱，总算把船驶过了这一段淤泥堆积的河道。回到驻地，我们连忙叫炊事班烧热水给高同学洗澡驱寒，无奈高同学受凉，加上惊吓，居然真的发起烧来了。
“三秋”结束了。临行前，我把结余的钱分发给同学们，每人退回7元钱。同学们都感到惊喜，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子，而且还是自己能支配的私房钱。第二年，我们再度参加三秋劳动，还是老地方，全班毫无异议的推举我做事务长，炊事班还是原班人马。有了去年的经验，我在开源节流方面，在同学们的配合下做得更好，大伙儿吃得满意，我没叫他们失望，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笔可观的结余款子。
这两次三秋劳动，是我青春时期难以忘怀的往事。回想起来，也算是我为班级做了点好事，我们少年同学也为此结下深厚情谊。我自己也很为自得，我的廉洁公正和理财能力得到了公认（一笑）。多年后我回国参加庆祝母校建校50周年，老同学相聚，回首往事，他们多次提到了两次下乡劳动的趣事。已经是上海船舶高管的高同学，还有夏同学，林同学，炊事班的女同学，几十个人济济一堂，大家为青春干杯，为友谊干杯，为我们的母校干杯。说到动情处，每个人都泪光闪闪。
奉贤县现在成为了上海奉贤区，成为上海南部新兴的卫星城。去年我驱车从千岛湖过杭州湾大桥，路径奉贤南桥镇，高楼林立，只有那条河还在，其余的一点都认不出来了，这里分明是现代化的城市。那一刻，我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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