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讽刺报纸《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不顾法国政府的建议，发表了几幅先知穆罕默德的猥亵漫画。

那周我在突尼斯。清真寺外停着坦克、站着士兵，墙上涂满了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呼吁革命的标语，向西方也向所有仇视伊斯兰的人宣战。几天前，美国驻突尼斯的使馆遭到了袭击，美国学校也被烧毁。再之前不久，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一个圣战武装组织杀害。

孤身一人而且明显是欧洲人，我在哈比卜·布尔吉巴大街 (Avenue Habib Bourguiba)上的半小时里感到很紧张，打算在宵禁之前打一辆出租车，但却打不到。我心中咒骂了《查理周报》多年来恣意妄为且毫无必要的挑衅：2006年，这个报纸转载了首先在一家丹麦报纸上刊登的嘲讽穆罕默德的漫画；2011年，该报出版了一期戏仿刊《沙里亚周报》(Charia Hebdo)，刊名用“伊斯兰教法”(Shariah law)玩了一把文字游戏，之后该报的办公室遭到了燃烧瓶袭击。

但就像其他所有巴黎居民一样，生活在巴黎的我，在得知周三早上《查理周报》的办公室有12人遭到杀害之后，也震惊到了骨子里。那里距离我自己的办公室步行只要20分钟。

我最初意识到出了状况，是因为我注意到每个街角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士兵，军用车辆则把汽车拖走。我在格荷涅尔街驻足片刻喝了杯咖啡，所有人都在一边交谈一边盯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杀戮的画面，两名警察、主编斯特凡·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以及若干名漫画家已被杀害。

“这只是另一个阶段，”我身旁的男子对我说。

“什么另一个阶段？”我问。

“对抗阿拉伯人的战争，”他回答道。

必须说，《查理周报》在这种不公的暴力中成为受害者很出人意料。现在对多数巴黎人而言，这份报纸已经成了60、70年代的古旧遗物，早已失去了令人震惊的力量。就在杀戮发生之前一天，我在一个报摊上看到了最近一期报纸的头版，看起来很滑稽的圣母玛利亚，正在生更加滑稽的耶稣基督。我耸耸肩，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想现在还在读这份报纸的人恐怕少之又少，它才刚刚克服了财政问题，现在几乎成了博物馆的藏品。

在一定程度上，两名被害的著名人物的年龄就反映了这一点：受人爱戴的出色漫画家让·卡布（Jean Cabut，笔名“卡布”[Cabu]）和乔治·沃林斯基(Georges Wolinski)分别是76岁和80岁。最重要的是，他们属于1968年5月学生运动的那一代人。他们反抗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父权式的强硬统治，崇尚无限制的自由、无节制的性和毒品，最重要的是，嘲讽所有形式的道德和宗教权威的自由。

《查理周报》不懈地追求挑衅，用俚俗的法语词说就是“la provoc”。这是一种十分巴黎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的说法叫作“弹弓般的诙谐”(l’esprit frondeur)——“fronde”是发生起义时，用来朝国王扔石头的投射器。

让创刊于1970年的《查理周报》如此法国的，是它好斗、激进的世俗主义。这也是法国文化中的一个老传统，历史上这是一种约束天主教会权力的方法。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是年轻人针对老人的反抗，反宗教的讽刺是其中的关键成分。

然而在当代法国，五月风暴时还年轻的反叛者，早已成为了文化上的权威，尽管他们仍然信奉年轻时那种左翼的、自由放任的理想。尽管《查理周报》因为其无政府主义而大受追捧，但它长期以来也已成为了既成秩序中的一员。

至少住在郊区的人是这么想的——所有法国大城市周边都有这种巨大而且常常状况恶劣的郊区，这些区域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移民，主要来自法国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在巴黎市中心被认为是嘲讽宗教或政治权威的举动，在郊区却会被认为是当权者的傲慢，那些人可以信口开河地嘲讽他人，包括他人深信不疑的宗教信仰——这或许是个人身份当中，仅有的一块尚未被法国主流社会摧毁或同化的角落。

周三在巴黎被枪杀的，是对嘲讽的自由深信不疑的一代人，他们相信可以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巴黎人以他们称作“gouaille”的放肆玩笑为傲，这种玩笑植根于思想自由和对挑衅的热爱，永远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卑劣的枪杀与这一切截然相反，是对巴黎人头脑的无情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