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中国爆发了多起严重的新闻腐败案件，这些案件多发生在财经传媒。讨论（财经）新闻腐败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开宗明义的说出结论：内地新闻腐败的根源，在于以中共党权为主要外力的新闻管制。
2014年9月初，上海警方抛出重磅消息：侦破一起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有偿新闻非法获取巨额利益的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该案最终以南方报业三大报系之一——21世纪经济报系执行总编辑沈颢被带走，并上央视「认罪」而轰动全国。
在21世纪报系涉嫌新闻腐败的事件披露后，如新华社、央视等官方喉舌，开足马力批判传媒腐败。实际上，在21世纪被查前，新华社和央视也有部分人士被调查。此前，新华社上海分社被中央巡视组发现涉嫌「有偿新闻」，并被勒令退回与交通银行尚未执行的合同金额350万元人民币；而包括央视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在内，央视有十余人因涉嫌新闻腐败等原因被带走调查。
可以说，各种形式的新闻腐败现象，普遍存在于内地各种类型的传媒。多年来，内地新闻腐败已经从记者个人的「吃、拿、卡、要」演变为传媒以机构名义的整体性腐败——如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有偿沉默」(传媒以不发布或删除负面报道为条件，向企业索取巨额广告费、合作费等各种形式的「封口费」以牟取利益；这种现象在内地企业受此新股票发行之时更为猖獗)等形式的传媒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巧设名目的升级版「封口费」。主动屏弃这一恶习的，也只是如「财新传媒」等极少数几家传媒：如财新传媒，不但建立了记者年薪制度，让记者基本摆脱了沦为文字填版工人的窘境；在编辑部和广告部之间，更是建立了「防火墙」制度，阻隔了广告运营对新闻采编的干预。基于这种严格的「自律」行为，加之编辑室推崇新闻专业主义，让新闻腐败无容身之地。(编按: 「吃、拿、卡、要」--- 指利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吃：接受宴请；拿：接受贿赂；卡：故意刁难；要：索取好处。)
然而，在考察内地新闻业的腐败这个问题时，仅将视角对准某个记者个人或者某个新闻机构，很明显是格局过于狭隘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新闻腐败不可恕，这种叱问不能仅针对记者个人或传媒机构，而应将内地整个传媒生态纳入其中。
长期以来，内地只有「党的传媒」。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渐产生了各种资本结构的传媒，但也只是从「党的传媒」扩展到「党管的传媒」（即「党管传媒」）。至今，并没有任何「党外刊物」。以前，党的传媒自有国家财政补贴，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大部分传媒逐渐转变为企业型传媒机构后，在坚持「党管」之外，传媒还需要自负盈亏——内地所谓「市场化传媒」正是由此而来。
这种跛脚的传媒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脱离「党管」的色彩。如此，传媒行业并不能形成实质的竞争格局，行业内的自律及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操守，更是难以形成共识。且不说对涉及金额以万计游走于灰色和黑色地带各种形式的「有偿沉默」，以及明显属于敲诈勒索的「封口费」——新闻业界没有共识——就连通常是区区数百元的「车马费」该不该收，内地新闻界也没有统一意见。市场化传媒发展十余年，各传媒正是在这种权利义务边界未明的混沌状态中，在未脱离党的管制的前提下，将盈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中共的意识形态，并不承认传媒具有「第四权力」，但传媒的监督功能，却是实实在在的。内地所谓的「新闻舆论监督」，实际上就是在党管之下发挥传媒的监督功能。这种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力，派生自党权，传媒的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对于权力，众所周知的现象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新闻腐败，也正源于此。至今，内地新闻业仍未法制化，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更看似遥遥无期。在传媒内容的生产中，党权以及行政权力，几乎可以任意进行干预。然而，与综合类传媒不同，内地专业财经传媒由于较少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被整肃的机会较少。
在不违背当局统治的大前提下，各类权力级别的财经传媒各显神通，将新闻机构所掌握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力，悄然转化成自己的利益——敲诈勒索也好，有偿沉默也罢，只是将这种新闻权力商品化而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主动或被动与传媒进行「合作」的商业机构，本身就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此，传媒腐败与商业腐败，以金钱交换狼狈为奸——这种以掩盖真相达成的「合作」，是以牺牲公众知情权甚至是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在传统传媒面临困境的当下，更是助长了传媒全面出击寻求「合作」的冲动。然而，在宏观经济走势疲软，特别是在习近平王岐山掀起反腐败浪潮的当下，财经传媒和企业之间以遮盖真相换取利益的平衡被打破，此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矛盾也由此浮出水面。新闻腐败的案例被披露，并不是表明财经传媒这一两年来，才沦为商业利益集团的丫鬟，而是自所谓「市场化传媒」诞生开始，这种关系就一直存在。本来，传媒一直都是党政权力的奴仆，但奴仆却需要到市场上自谋生路，财经传媒利用自身优势，铤而走险与商业利益集团进行勾兑，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出于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内地传媒至今并未脱离「人治」（党治）色彩。传媒的乱象及腐败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藉助这种「非法制」的环境大行其道。在内地传媒界流行一个说法，编辑部如果不收企业的封口费而执意披露相关问题，最后往往是不但问题没披露，好处也让别人拿了去。这个「别人」，正是中共掌管传媒的各级宣传部门。由于宣传部门可直接干预传媒内容生产，在内地这一俗称为「毙稿」的权力，亦可给宣传部门带来利益。2011年底，曾轰动一时的「达芬奇案」，不但爆出央视员工从家居公司达芬奇收取百万封口费，而为了寻求舆论上的庇护，达芬奇公司也通过中间人与中宣部有关人士联系，送出数百万元公关费。
中共不放弃对传媒进行「党治」，更不放心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让行政权力对传媒进行管控。本身就已经是党权的奴仆，财经传媒依靠新闻腐败以「自肥」虽然是自甘堕落，但也是情理之中。早在2005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颁布《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试图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操守及职业伦理作出约束。但快10年过去，在仍是「党大于法」的今天，这一内部规定也仅是施行而已。中共不想把新闻业纳入「法制」的治理框架，盖因党权干预传媒，原本就是「人治」之举。
当然，时下打击财经传媒的新闻腐败，也并不是「法治」的动作，更多只能是落实当局「党要管党」的「治党」行动（被抓的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是中共党员，而在央视「认罪」的原21世纪报系总编沈颢，也是二十一世纪传媒党委书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新华社和21世纪报系都出现了「新闻腐败」，但新华社却可以退钱了事，21世纪报系的领导和员工，却不得不上央视未审先判认罪了。因为，这种传媒腐败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于党权（内地新闻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并非来源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而是来自于中共的各种文件）。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之所以形成，源于新闻界是自由的。要消除甚至遏制内地的新闻腐败，依靠党内整风只能管住一时。将新闻腐败仅怪罪于新闻人的职业操守是轻率的，如果，不放松甚至放弃「党治」，将新闻业纳入「法制」的轨道，进而推进迈入「法治」进程——对于内地新闻界，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党治若在，腐败就在」。
来源：国际记者联会的中国新闻自由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