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最具争议的，首先是中国的反腐是否到了只有靠“特赦”才能走出怪圈的唯一的路。
    
    北京“两会”闭幕翌日，已落入笼中的军队“大老虎”徐才厚病故。中国的军事检察院宣布，按照刑事诉讼法决定不予以起诉。老百姓说话“算是便宜了他”。中国军网发表社评说：“虽然徐才厚结束他可悲可耻的一生，但军中反腐不会停止，不会让其他涉案的人不了了之。”
    
    的确，两会上，习近平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继续是主旋律高奏，反腐声浪推涌。
    
    决心之大、声势之大、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但话说回来，自邓小平以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已经把反腐提到了关乎“亡党亡国”的高度，还能再拔高吗？而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反腐却是“越反越腐”，走入怪圈。
    
    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靠运动反腐、靠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习近平的反腐能走多远、成效与他的前任究竟有何实质性的不同？质疑之声渐起。
    
    伴随着这种质疑的，是对中国反腐“第三条道路”的探索。而最大胆也是最具争议的方案，是“特赦”贪官。即以某一时间点划线，此后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此前的官员财产只要全部申报、退出赃款，既往不咎。
    
    “特赦”最具争议的，首先是中国的反腐是否到了只有靠“特赦”才能走出怪圈的唯一的路。
    
    反对者，代表人物如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宋庆森等，主要认为，“特赦” 违反反腐的根本逻辑，等于向腐败投降。中国还没有到无官不贪的程度，清官是多数，贪官是少数，而目前的反腐形势正好，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要乘胜追击，而不可动摇军心。
    
    有意思的是，赞成“特赦”贪官者，多是从事法律、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或有一线实践体会的法律专家，如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而他们当中，鼓与呼者当属何家弘教授。
    
    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曾在北美、澳洲、欧洲、港台等多所大学讲学，也曾在中国的检察、监察部门一线挂职。在“两会”闭幕之际，在北京的何家弘教授接受了BBC中文网的电话专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中国能否将运动反腐转换成制度反腐，走出怪圈？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一个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腐败是个人行为还是制度使然？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何家弘教授说，“特赦”贪官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如何评估。如果中国的贪官不算很多，“特赦”就无从谈起。如果多到了查不过来，赦免恐怕就是一个无奈但有效的选择。
    
    中国的贪腐很严重，是大家的共识。但严重到什么程度，究竟有多少贪官，谁也不知道。中国查办腐败有三难：腐败案件发现难、证实难和处罚难。一个保守的估算，现在已经查出的腐败案件可能只占实际发生数量的12.5%。如果以10年为一个周期，过去10年中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大致有30多万起。如果这只占实际发生量的12.5%，也就是八分之一左右，那么我的保守估算，中国至少还有200万没有查出来的贪官。
    
    何家弘教授说，中国检察机关专职从事反贪工作的只有3、4万人。去年查处的贪官只有4-5万人。如果以这样的速度，那么把已经犯案的贪官查完，需要40-50年的时间，更不要说新的贪官还在层出不穷。
    
    所以，何家弘认为，一个迫不得已但却是必要的选择，就是划定一个线，比如以中共召开18大为线，或定一个截止日期，比如2015年12月31日，在此之前全部申报非法所得，退出赃款赃物并保证永不再犯者，不予追究。
    
    以“特赦”换取官员财产公示
    
    对许多反对者而言，“特赦”与“贪官”联系在一起，眼球立刻爆了，顾不得看“特赦”贪官的理由。支持者说，“特赦”不是为贪官“集体洗白”或纵容腐败，而是为了以此为代价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推进。
    
    何家弘承认，这个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但却是值得付出的，或更准确地说，无奈的付出的。
    
    何家弘强调，反腐不仅是查出昨天发生的腐败，更要预防明天可能发生的腐败。预防明天可能发生的腐败关键要靠制度。“赦免”贪官，不是为他们“洗白”，而是要以赦免换制度，就是把人力、资源集中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止新的腐败发生上。
    
    国际上防止官员腐败行之有效的制度是有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即所谓的“阳光法案”就是之一。在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建议早在1987年就首次有人提出。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立法规划，并先后在29个地区进行了试点。中国几代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表示，但历时近30年，相关立法至今没有出台。
    
    何家弘教授说，最大的障碍正是中国的官员自身，因为很多人的财产不能公开，公开了可能就把自己送进监狱了。
    
    这个障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对过去既往不咎，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如果能以赦免换取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旧罪不咎，新罪严查，这可能就是无奈但有效的选择。
    
    实际上，何家弘说，中国的反腐一直存在着“暗赦”，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公开不公开，都存在不公平。用“特赦”换取公示制度，至少是把“暗赦”变成“明赦”，增加透明度。
    
    政治民主化是必由之路
    
    中国能否将运动反腐转换成制度反腐，走出怪圈？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一个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腐败是个人行为还是制度使然？
    
    何家弘教授说，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的原因。“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中国的现行制度在设计上就是有问题的。中国在制度上的问题在运转中必然产生漏洞。 ”
    
    他说：“现代国家治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经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他们主要是军事指挥者和暴力革命的专家。他们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缺乏知识和经验。”
    
    何家弘教授说，总的来讲，预防腐败中国的发展趋势是走民主和法制之路，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目前可以实现法治先行，推行民主随后。否则盲目的推行西方式民主可能导致混乱。”
    
    何家弘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民主发展程度应该说不是很高，但它的法制水平是极高的。所以中国的反腐当务之急是把制度建立起来，而不是运动式反腐。运动式反腐的结果只能是新的贪官代替旧的贪官。当然，归根结底，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民主之路是根本。
    
    来源：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