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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
昆德拉写到:“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向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切莫以为，昆德拉谴责的只是为共产制度服务的摘帷幕者;他对自由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行为同样表示反对。昆德拉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觉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一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通常所谓的虚伪其实未必是虚伪，而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加倍的虚伪”。
摘自《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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