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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胡平
观察台湾政治，很多大陆人最想不通的一点是，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民进党不必说了，现在就连国民党也说它不再坚持一中原则。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目前，台湾最大的苦恼就是它缺乏国际人格，它被排除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国家寥寥无几。然而曾几何时，台湾获得过广泛的国际承认，而且长期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前年，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写了一本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2002年，台北天下文化书坊），其中讲到当年退出联合国以及和美国断交等事件的详情内幕，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1、蒋介石也曾决定接受“双重承认”
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为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为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为，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产。
陆以正写道，在1966年，美国感到支持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放出“两个中国”的试探气球。意大利等国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然而那时大陆文革狂飙突起，“大陆乱成一团，无人敢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任何弹性”；而台湾方面“当时也误以为中共政权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动员友邦反对，造成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一次试图让两岸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遂告流产。
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当然，这也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联合国有关），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为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国（指中华民国－－引者）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陆以正透露：“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
陆以正写道：“回顾1971年那段经过，就事论事，我国当时已经准备接受与大陆并存于联合国的安排。”这说明，早在1971年，蒋介石就已经准备接受“两个中国”了－－当然，是被动的，不情愿的。
陆以正透露的这一内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们总以为蒋介石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毫不妥协。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派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因为如果蒋介石放弃了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说，接受了两个中国，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在台湾继续“动员戡乱”，继续“暂停行宪”，他就不得不在台湾开放民主，回归宪政。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以及自己的独裁地位，所以蒋介石才始终坚持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派人则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有强烈的反共复国的使命感。不过根据陆以正透露的事实，还可以加上第三种解释。你还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因为他低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蒋介石以为中共暴政断然不可能长久，所以他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根本没有在台湾偏安一隅的长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权固然十分残暴－－这一点不出老蒋所料，但是并不短寿，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远远超出老蒋的预估（尽管共产制度注定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对共产政权而言，越残暴者反而越长命。不赘）。到后来，反攻大陆渺不可期，台湾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这样，当蒋介石发现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弃这一原则。既然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何况二十年后的李登辉，何况三十年后的阿扁和连宋。
2、从“汉贼不两立”到“贼立汉不立”
让我们再回到陆以正的书上来。按照陆以正的记叙，在1971年的26届联大上，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为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由于在这一回合中，美国的策略未获成功，台湾方面无从表示他们对双重代表权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无从得知蒋介石已经同意放弃其一个中国立场。如果不是陆以正透露这段秘辛，我们还都以为老蒋始终坚持汉贼不两立没商量呢。
不过，陆以正补充说：“假如那年双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中共肯定拒绝加入。顶多再拖个一两年，在西瓜靠大边的情势下，我国仍然会被赶出联合国，反而更加窝囊。”问题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台湾就接受双重代表权，不阻拦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呢？对于这个问题，陆以正没有明确回答；但是读者可以感觉到，陆以正对台湾当局在1966年没有支持、而是反对意大利等国关于让台海双方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提议这种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他把“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反对意大利等国的提议称之为“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似乎是暗示，假如台湾当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时候放弃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台湾就不会落到后来那么孤立的地步。
陆以正还告诉我们，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松签署的，上面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像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承认两个中国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承认两个中国，那就为时已晚，办不到了。
美台断交对台湾打击甚大，一时间，台湾的邦交国纷纷效仿，抛弃台湾，转而承认大陆。台湾的外交部连连接到外国的断交通知，被人讥为“绝交部”。台湾成了国际弃儿。到了这时，台湾想实行两个中国原则以换取国际承认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到了蒋经国时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推行务实外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
3、争取“贼立汉也立”
晚年蒋经国的务实外交主要是发展与无邦交国的非官方关系即经济文化等实质性交流，同时也默认以“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某些国际活动，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不再坚持升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很快地，台湾就提出争取双重承认，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张。当时，李登辉刚上任，其实权尚不足以主导决策；所以，这种转变似不应看成李登辉的个人意志，而应看成国民党上层的主流意见。联想到当年蒋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联合国里的双重代表权，我们就必须说，争取双重承认的主张正所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
蒋经国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头恰好留有一份1988年3月24日的台湾《中国时报》的影印件（因此页有该报记者对我的采访），上面有一篇社论和一篇专论，题目分别是“‘双重承认’与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两立’与‘孤立’会是邻居吗？－－从西德南韩经验看外交双重承认的可行性”（《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是余纪忠，名列国民党中常委）。社论引用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的讲话，声称“我国政府从未排除‘双重承认’；西德与南韩将‘统一’与‘承认’分开处理，是突破承认问题的关键”。社论说：“中共政权在大陆行使有效管辖权已达四十年，在相当期间内，我们无法光复大陆，中国也不可能统一，则为客观的现实。我们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则与理想，但也不能不顾及政治现实。”眼下采取弹性的双重承认政策并不妨碍未来实现统一的长远目标。
社论委婉地承认，假如在若干年前，在台湾还有许多邦交国以及在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占有席位的时候，当局就准备接受双重承认的政策，效果一定会更好。社论也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国际社会按照东西德模式或南北韩模式对待两岸关系是有困难的，因为台湾和大陆大小悬殊，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台湾单方面放弃你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再坚持汉贼不两立，人家大陆却不肯放弃它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还要坚持大陆的那套汉贼不两立，逼得外国政府只好在台湾与大陆二中择一，到头来国际社会还是会取大陆而弃台湾，台湾还是摆脱不了被封锁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说，台湾单方面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问题是，你叫台湾怎么办才好呢？再回到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上去，那不是更没有出路吗？
应该说，自八十年代后期起，台湾的国民党就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了奥运会、亚运会、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台湾可以说，我们虽然不是以中华民国的国家名义加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不可以再说只有中华民国才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唯一的一个留给“中国”的席位分明被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据，而台湾已经接受或默认了这一事实；台湾这样做，不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它确实等于放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同理，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台湾也是不利的，因为台湾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国际社会并不买账，而且，只要台湾不想自绝于国际社会，还想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它就必须接受或默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占据中国席位这一事实，它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许在当初，台湾方面没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台湾以为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认对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里，在国际社会中打压对方，否认对方（这就像海外有的侨团闹“双胞胎”，彼此都说自己才是真的，对方是假的。社区要搞活动，主办单位弄不清谁真谁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纠纷，干脆两边都邀请，于是双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认对方以社团的名义的出席，并没有谁去向主办单位施加压力，要求非把对方赶走不可，否则我就不来）。谁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排斥、打压台湾，恨不得赶尽杀绝，所以台湾无法接受。
历史的演变就是如此：当初，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为的是“汉立贼不立”，殊不料后来形势逆转，倒成了“贼立汉不立”，于是只好改变政策，争取“贼立汉也立”；然而等到这时，共产党却又用它的那套“汉贼不两立”全面封杀台湾，使得台湾想“贼立汉也立”而不可得；于是台湾就陷入极大的困境。
如上所说，台湾放弃它的一中原则，争取双重承认，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但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台湾得以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虽然其身份不尴不尬，但总比自绝于国际社会以至于被国际社会彻底遗忘要好。近些年来，台湾每年都要鼓动几个它的友好盟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重返联合国。虽然屡战屡败，但好歹也是让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声音，注意到台湾的特殊存在。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多数台湾人都懂得，不管争取“贼立汉也立”有多困难，它还是只有去不断地争取；它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汉贼不两立”，因为后者是一条死胡同，而前者多少总还有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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