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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了，还要苟且多久？
刘晓波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沉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乾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面对六四亡灵，中国人的人性贫血和灵魂苍白，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清查，压弯知识界的脊梁，他们最缺少的，不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在醒目的常识性罪恶面前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而极少数敢于继续质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识人，像丁子霖、鲍彤、吴祖光和李慎之等，他们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像盗贼一样的偷偷摸摸的耳语，而一个只要求假效忠而不求真心拥戴的犬儒政权，根本不在乎私人饭局上的和居家客厅中的骂娘。
六四后，从中国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的自发正义感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面前，社会的名流们和精英们的自私懦弱；无过于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进程中，面对强势阶层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知识群体本身的媚权媚钱的倾向。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整体犬儒化，致使杀人者在垄断权力和利益至上的双重庇护下，不但能够轻易地逃避承担罪责，而且可以继续在权贵私有化中一夜暴富。正是民间压力的匮乏，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而不能公开化时，沉默就变成了一种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为沉默辩护，以求得内心安宁。社会名流们为沉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么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发出强大抗议声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９２年南巡了，改革又启动了，他们又说：只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甚么再说；第三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不用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著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温究竟想干甚么、能干甚么，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如何如何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无所作为的犬儒化生存，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愈发怡然自得。然而，就算等待者们至今仍然良心未泯，如此观望的沉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让良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现在，重量级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大夫再次挺立，把未泯的良知公开化，从而引发出以“为六四正名”为中心的新一轮民间维权热潮，支持蒋大夫的签名者已经接近五千。这样的势头能否进一步扩张，有赖于是否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蒋彦永，如果有更多社会名流敢于说出压抑已久的真话，反人性的恐怖政治和谎言制度必将难以为续。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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