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审查制度对作家而言是创新的激励；作家会因审查制度的存在而更有动力去挑战禁区。莫言解释道，他这样说并非为审查制度辩护，也不是说这些禁忌的存在能促成好作品的诞生，但他表示历史就是如此，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莫言这番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作家说：“不要妄想去砸碎脚镣，现在就看谁能戴着脚镣跳舞跳得更好。”

索尔仁尼琴一语破的：“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作家们都以钻过网眼为能事为满足，那么，审查制度岂不是就可以万岁万万岁了吗？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中有争议，在西方人中也有争议。不久前，莫言的代表作《蛙》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主流媒体给予很高的评价。《南德意志报》一篇书评中指出：《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们会很费解，作者何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体制内作家”。

其实，把莫言归类为典型的体制内作家一点也不费解：

第一，莫言不仅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成员，而且是全国作协的副主席。要知道，中国作协并非民间社团，而是国家正部级单位，中国作协主席为正部级官员。

第二，莫言的作品都是由官办出版社出版的，例如《生死疲劳》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第三，莫言多次获得官方的文学大奖，例如《蛙》获得了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设立的长篇小说奖，是当今中国官方最高文学荣誉之一。

既然莫言一直在体制内发表作品，而体制又给予了莫言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怎么能说莫言不算典型的体制内作家呢？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莫言的作品确实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尽管对其批判精神的强弱深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莫言的作品确实具有批判精神，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如此说来，真正让人费解的问题，并不是莫言何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体制内作家，而是今日的中国体制何以会让莫言这样的作家成为它的典型。

说来也很简单。莫言的作品固然不无批判性，且不说其批判性有限，更重要的是，莫言一直在体制内活动。莫言总是把自己的作品交由官方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如果有内容通不过审查，或者修改，或者等待，决不拿到境外发表出版。另外就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包括平时避免和敏感人士往来，一般不接受境外媒体、尤其是那些有“敌对势力”之嫌的媒体采访，不参加任何非官方发起的签名活动，更不参加任何街头运动，等等。简而言之，莫言并不力图超越体制的束缚，更不公开挑战体制。莫言完全符合当今体制对作家的要求，因此成为体制内作家的典型。

毕竟，今日中国已经不是毛时代。在经历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以及苏东巨变后，当局发现，它那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因此，像毛时代那样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严格压制一切批评的声音，已经不再可能，同时也不再必要。因为在今天，当局在维护自身权力时可以直接诉诸暴力，不需要再假借意识形态的名义。

在今日中国，当局对思想的控制尺度比以前宽多了。在今日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和作家可以享有不但远比毛时代更为广阔，甚至比“八九”之前也更大的学术与创作空间；只要你不签名不上街，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越党划定的雷池一步，或者是偶尔有些出格的言行，但肯听招呼，组织上一说就缩回去－－这也就够了。

需要说明的是，绝大部分体制内的学者作家之所以不肯超越体制的限制，乃是出于恐惧，故而情有可原。但也有一些人是安于现状，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人助纣为虐。

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享有比其他作家大得多的话语权。他可以说出很多别人不敢说出的话而当局拿他无可奈何。遗憾的是，除了在获奖之初回答外媒提问时，莫言为刘晓波说了一句公道话，以后他就对这类问题再也没有吭声了，甚至还讲过一些为当局辩护的话，这不能不令人失望。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广泛的文字狱。倘若我们不能在我们手中结束以言治罪，争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那已然是奇耻大辱。面对暴政，有人居然还心安理得，踌躇满志，那么，不论他们在学术上创作上取得何等成就，也不足以掩盖其灵魂的卑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6期   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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