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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您好！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五十四周年的日子，据信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也将于近期进行。作为国家主席，您一定很自豪很骄傲吧！但我却打算在这里谈几个已然严重阻碍了我们民族发展并威胁到民族生存的严肃问题。这绝非危言耸听。
的确，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进步迅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的提高。成就举世瞩目。然而，经济发展却造成了并非不可避免的过于高昂的社会代价：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道德良知沦丧。
据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中国跨入了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的行列；但民间机构的调查却显示，基尼系数已于上个世纪末突破了0.6，贫富差距悬殊，越过了警戒线。社会随时可能因此发生动荡。
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严重扭曲：既不是改革前的平均分配，也非改革中倡导的按劳分配，更非理想中的按需分配，而是以权力与金钱为本位进行分配。普通民众被剥夺了参与分配的权利，而且丝毫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他们失望绝望但却无奈，惟有满腔怒火。社会严重不公使得中国如同满载炸药于烈日下飞驰的列车，任何一点微小的火花都将造成整体毁灭的惨剧。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触目惊心的，已悬殊到导致社会分裂的程度。当然，结果的公平就是不公平。发展是硬道理，但却决不可因此牺牲大多数人的权利。如果当前这一切完全是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那么人们虽然仍旧会对现状不满，却能接受，少有不平。然而，当下中国的两极分化却直接导源于特权和歧视，而非基于个人能力与可遇而不可求的时运。反过来，两极分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特权与歧视，减少了社会成员阶层间流动的可能，相对固化了特权集团。这自然会令被排斥在分利集团之外的人们极度愤懑不平，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仇视心理。
只有当人们普遍认为游戏规则公平公正而甘受其约束时，规则才可能有真正的效力，稳定才会可靠，发展才会长久。如果规则缺乏正当的道德基础，只依靠习惯的欺骗和强力压制来维持，不满与危机就会在暗中滋长，和谐与稳定便是假象--表面和暂时的--动乱与灾难很快就会降临。
由于官方理想说教与实际操作时实用主义间的巨大反差，普通民众亦步亦趋，对于说一套做一套轻车熟路，对于追求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不遗余力。撒谎耍无赖不择手段成了时下国人争取和捍卫权利与利益的基本手段，甚至是谋生必不可少的法门。全社会道德良知破产。
人之为人只是因为其具备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规范。舍此，人不过是披着一张人皮的禽兽。社会是以共同的道德秩序为基础的，仅依理性的自我利益不可能建立和维护稳固的社会。社会道德规范模糊甚至言行两套标准，必然导致人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引发大量失范行为。社会将因此陷入无序与混乱，国家和民族不可能长存，也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民族接受与容忍。相对而言，财富知识是容易积累的，而要树立起一套良好的道德规范，却需要几代人不懈地艰辛努力。在人类拥有的全部事物中，没有比道德良知更可宝贵的了。任何败坏道德的行径，均是对民族和历史的犯罪。
正义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制度，即制度正义。没有制度伦理意义上的正义,就不会有普遍的社会正义感.我们只有在正义的国家里,才可能找到正义的个人；在不公正欺骗的国度，正义的人是十分稀少的。康德有言，“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
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道德失范为代价的发展不可能长期持续，到一定的阶段，其必将如海啸般，以排山倒海之势吞噬掉全部的发展成就，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灾难。
我们的国家号称“人民共和国”。然而，无论是“人民”还是“共和”都与事实不符。
在中国，行使权利的人民与承受权力的人民完全不同。人民的意志演化为善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的意志，人民的统治事实上是依靠人民得势的那几个人的统治。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明了人民具有最大的作用及谙于利用人民的诀窍的统治者。他们根本不与人民协商，仅根据自己的判断便肆意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还要求人民感恩戴德。
在中国，作为“主人”的人民不仅不能参预国是，甚至无权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不仅如此，作为“主人”的人民了解国家与世界真实信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公仆们”决定“主人”应该知道什么以及何时知道。
在中国，统治者坚持要全面代表人民，要求公民放弃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强大的政治经济甚至赤裸裸的暴力压迫下，公民们不得不放弃了对自己权利的主张。他们逐渐丧失了自我活动能力，形成接受既有的一切甚至视这一切为恩惠的习惯。统治者将手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用一张全面详尽细微的密网覆盖住全社会。它并不直接折磨人，甚而还有着自由的诱人外貌，但这种以人民的名义、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建立的集权制度却以其无所不能、具有极强监视性的统治束缚人压制人。公民们如同落入蛛网的昆虫般，在拼尽全力抗争一番后，终于疲惫地放弃了。他们精神颓废意志消沉麻木不仁听天由命。他们除家人外对人漠不关心，更不关心社会与国家，惟一感兴趣的是整天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乐趣。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已然丧失了人的价值与尊严。
对此，政府当然欢欣鼓舞。因为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统治者的。因而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冷漠，以及相互间的猜忌与利己主义便是专制长存的最佳保障。所以政府总是倾全力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物的热情，破坏人们间的相互信任，使他们彼此隔绝，并在实践中鼓励极端利己主义。
“共和”乃是多元共存、差异之统一。无多元则无所谓“共”，无差异则无所谓“和”。多元却能统一，差异但能够包容。此为“共和”之精义。共和国意味着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权力的渊源是人民，政府由人民建立并向人民负责。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任何法人与自然人都无权独霸政治权力，所有的关系都因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即社会的建立不能以威吓与利诱为手段。
在中国，多元不允许并立，差异被粗暴压制。一元化由宪法明文规定，差异不仅得不到尊重与包容，而且必须与主旋律统一，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权力的渊源是枪杆子，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手中，政府由他们建立并对他们自己负责。或许有人会辩称这一切均是人民自己的选择。然而，如果不存在异议不受处罚的制度保障，选择与同意则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徒具形式而已。事实上威吓与利诱正是我们社会建立与维持的基本手段。
任何政权的存续与效能均仰赖于其合法性。从政府特别强调国家的性质是“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可以看出，政府对自己合法性危机的惶恐。但是，如果政府不是面向人民，征得他们的真诚同意和确实授权，而仅继续欺骗与恐吓的故伎，便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合法性，只能继续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执政状态中。
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始终处于冲突或妥协的不稳定状态。社会团结是必须的，没有团结就没有社会；个人自由同样重要。否则，社会就会僵化，发展必然停滞。每一个社会均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强调纪律与迷信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导致社会解体或对其他民族的臣服。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度，即维护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的微妙平衡，既避免无政府状态，又防止独裁专制政治。
历史表明，社会发展总是从一种严苛的体系出发，逐渐松弛下去，在一定的阶段达到辉煌；此时，传统的束缚不断被突破，人们从羁绊中获得解放，政府较少限制与干涉，人们须得为自己负责，因而个人精力旺盛，富于创造力，勤奋向上，富裕自足。这时，约束与自由维持着不安的平衡。起初这是作为一种要求从身体和精神奴役下全面解放的行动，但随着旧传统不间断解体而导致的自由因素的日渐强大，束缚几近消失，道德失范，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与阴谋诡诈成为常态，社会就慢慢稳步向无政府状态前进，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一套全新的严肃而刻板的教条体系。自由主义学说便是人类欲要突破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努力。
自由主义通过给政府和个人规定其各自的领地，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绝对的权威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不根据一种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社会秩序。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外，不再以更多的约束窒息社会的活力。
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自由主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自由主义国家从无到有，由少而多。尽管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先进发达的国家行列，但全部富裕强盛繁荣的国家却都是自由主义国家。今天，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理想已为全人类所公认共有。诚然，自由主义远非理想，自由主义国家仍有很多缺憾与不足。然而，截止目前的人类经验表面，自由主义虽然不是尽善尽美，却实在是劣缺最少的。固然，逻辑上我们可以追求完美，但现实却是我们身处于一个不可能圆满的世界。因而，追求海市蜃楼式的完美便是狂妄的傲慢和致命的狂热与自负，必然会导致深重的灾难，惟有努力达成最不坏的目标才是最为理性、正确与实在的。
二千多年的历史记载表明，中国始终没能跳出专制暴乱循环的怪圈。不少人将此归咎于传统文化，归罪于国人的奴性懦弱自私。但这一切绝非为中华民族所特有，而是共同的人性所决定的。我们的问题在于，一直没能走上制度建设的道路，其关键在于缺乏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
自由主义通过在专制与无政府之间的折衷与妥协，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自由主义以限制公权确保个人自由，以制约私权维护社会团结，达到了公权与私权、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平衡。中华民族并不能例外于以人性为基础的普世的价值。如欲继续经济改革，就必须配套进行政治改革，为能妥帖地开展政治改革，首先就需要进行思想革命。全面接受与实践自由主义哲学，建立以权利而非权力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中国迅速复兴的基础与前提。
全面接受与实践自由主义，建立起公开透明受制约可预测的政权，不仅是内政清明的前提，而且是解决族群矛盾和理顺国际关系的基础。只有全面接受与实践自由主义，才能彻底消除其他国家对我们进步与强大的忧虑，获得他们的真诚接纳，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只有全面接受与实践自由主义，以平等取代欺凌，以协商取代压迫，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
革命即将来临的时代，普遍有强烈的改革要求。但历史却表明，所有这一时期的政府均满足于维护既得利益和当下的稳定，不愿为未来与长远做出牺牲。直到局势实在维持不下去的关口，他们还妄想以无关痛痒而非实质性的改革继续维持现状。然而，他们此刻却已无力继续左右局势，即使真有心进行决定性的改革也已无从开展。革命将在没有任何整体控制的情形下如山崩地裂般破坏摧毁既存的一切。当然，这并非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事实上统治阶级中许多理性且具远见卓识者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更为强大的保守势力却顽固地拒绝做出任何改进。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将眼前的一点小小私利当做最高的价值来维护。斗争中，由于利益和人性的弱点，开明派最终退缩了。他们努力让自己相信或者毋宁说盼望保守派对前景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抱着强烈的侥幸心理，希望可以将改革无限推后，避免即刻品尝改革的痛苦。他们指望改革的时机足够多，政府能够非常稳妥地掌握。但事实却完全相反，所有一再迁延、拒绝主动改革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丧失了改革的主导权，遭到了历史无情地抛弃。
当下，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做表面文章，尽力维持现状，做一只将头埋进沙土中的鸵鸟，拖一天算一天，坐待社会矛盾自我发展激化。好处在于，政府无所用心，尽享现实利益。坏处在于，人民不得不在毫无希望的局面中苦捱，并痛苦地承受最终的巨大灾难，政府因其无所作为导致的祸患永远丧失政权。另一选择是，政府主动出击，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先行释放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在改革中吸收消除之，重建社会和经济。改革能促使社会尽早成功转轨，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快车道。其问题在于，初始阶段民众和政府将付出较高的代价。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状况相对安定，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既非因为某党某人的英明伟大，更不是源于稳定，而是因为改革。不仅经济的高速成长，而且社会的稳定本身，都是改革的长期和稳态后果。当下，经济发展速度已呈不断递减的态势，社会乱象激增。这充分说明该改革的效应业已走到了自己的边际，约束已经显现。此时，如果不能采取断然措施，回过头去勇敢地革除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寄希望其不掣肘但实际上却一刻未停地羁绊我国进步与发展的制度毒瘤，则不仅经济继续成长的希望会化为一团泡影，既有的经济成果也会毁于一旦，社会动荡也必将不可避免。
稳定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全部的历史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一点，即任何企图以维持既有的一切来赢得稳定的人，没有不因为其必然导致的发展的停滞，而使得稳定化为泡影的；真正的稳定惟有厉行变革，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达至新的平衡求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当为此一真理最为有力的注脚。事实证明，只要改革在根本上是正当的，人们就会乐于承受转化的代价和为找到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前所必须的漫长试错过程。开明的改革不仅不会削弱政府权威，相反，会让政府更具活力。
有人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毫无疑问，改革能赢得新生。这已为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最近的例子，中国国民党的改革使这家百年老店起死回生。难道中国共产党反倒比手下败将更缺乏自信和魄力吗？！但是，如果政府始终顽固地拒绝制度的实质性改进，历史最终必然将选择以对前此存在的一切全盘否弃的方式推进，从最初的对基本原则的重新讨论做起。若中华民族不幸再次走上这一歧途，则实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哀。很少有人会同情政府失去权力，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能够避免由此导致的民族灾难。
一切均在流变，没有什么事物可能万世长存。请相信您及您的同志们的政权也绝不会例外。这也是为您及您的政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历史给政府还留下多长时间平稳地推进改革，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间不会无限长。无可争议的是，改革越早，政府越主动；改革越早，风险越小，成功更快更有把握。
真诚地希望您与您的政治局及其他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们，能本着自己的良知，以对人民对民族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破釜沉舟，突破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将中国带入光明灿烂的明天。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你们也必将因自己的贡献而载入光荣的史册。
抓紧革命来临前最后的短暂稳定时期，主动进行改革实在是政府的最佳选择。
祝
康顺
中国公民：李卫平 20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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