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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一个丧尽天良的中国社会
《华尔街日报》记者ANDREW BROWNE
那天﹐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提醒崔广顺说﹐如果帐上的钱用完了﹐他儿子德洁用的那种有可能挽救他生命的药就得停。
这就是中国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医疗体制带来的严酷现实﹐如果不先交押金﹐医院就不给病人治疗。
崔广顺的妻子杨德银从离北京500来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牧场乘长途汽车来到北京﹐照料他们唯一的儿子。为了节省住宿费﹐几个星期以来﹐她就在医院一处候诊室的塑料椅上过夜。
而在内蒙古的家里﹐她丈夫到处找村里的邻居和亲戚东挪西借﹐筹到一点钱就寄到北京维持儿子的治疗。杨德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医院一个装着触摸式电脑显示屏的走廊里排队﹐等着查查儿子的帐户上还剩多少钱。
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崔广顺和杨德银已经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即使他们儿子的白血病在医学上很有希望治好﹐他们也可能永远筹不到足够的钱给他治疗。医院估计﹐德洁的病要完成第一阶段六个半月的疗程大约需要18,500美元（人民币15万元）﹐这笔钱对这个年收入不到350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元）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和中国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一样﹐崔广顺没有医疗保险。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崔广顺靠在他家的红砖房门口说﹐生了病什么也没了。他随即叹了口气。他已经把今年种的土豆全部收下来卖掉了。玉米也全部收了﹐已经卖掉了大部分﹐只留下一些够全家过冬蒸馍吃的。他说﹕“我只能把德洁接回家等死了。”
这对夫妇为挽救儿子的生命而苦苦挣扎的情景正是中国医疗保健系统危机日益加剧的一个写照。即使是在北京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有数百万人面临同样的危机。
德洁的主治医生谢静认为医院严格坚持现收现付的做法是必要的。她说﹐如果病人的医院帐户上没有钱﹐我们就只好停止给他们治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医疗保健即使是对美国等世界最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如果生了病就有可能花掉全部积蓄。但不管怎样﹐需要紧急救治的人通常
还是能得到救治﹐政府对享受税收减免的医院有这方面的规定。
在美国﹐政府分别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id)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使低收入人口和老年人口享受公共医疗。在欧洲国家﹐政府医疗保障系统覆盖一个人。日本也实行普遍医疗保险制度。
但中国不是这样﹐病人如果拿不出足够的钱先缴上押金﹐常常只能拒绝治疗﹐哪怕患者需要紧急救治。
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在医疗一项﹐中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四。排名靠后的都是那些医疗保险水平低、且医疗开支入不敷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人们经常选择放弃治疗。
今年3月﹐在中国领导人就医疗保障问题发表讲话后﹐政府的一个智囊机构也发表报告﹐回应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报告说﹐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众对改革的支持。
中国医疗保障系统的危机已显示出抑制国家经济增长的迹象。中国人的储蓄率之所以高达40%﹐存钱防病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点﹐中国人的消费开支受到很大限制﹐而美国官员和世界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人能增加开支。
在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医疗保险﹐而保险还经常有缺口﹐在全部医疗开支中﹐有一半以上需要患者自掏腰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健全。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免疫接种。在城市﹐在政府机关和国营单位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些单位往往还都有自己的诊所甚至医院。
但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也纷纷关闭或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政府要求医院开始自负盈亏。
今天﹐中国有大医院添置了很多最新医疗设备以吸引付费的病人。但在医疗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医院的收费也在急剧膨胀。据中国政府机构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多开药﹐或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项目。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医药费占中国医疗开支总额的50%以上﹐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在15%-45%之间。研究报告说﹐医疗开支中有12%-37%的开支由于不必要的药品处方被浪费掉了。
民间机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社区卫生服务分会主任委员陈博文说﹐医院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集聚利润的地方。这家位于北京的学会为政府的医疗改革提供谘询建议。
政府官员承认﹐中国医疗体系的巨大缺口使德洁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据卫生部1998年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病人是自己主动要求出院的﹐主要原因是帐户上没钱了。而陈博文的研究显示﹐在农村地区﹐有30%的死亡儿童是在家里而不是医院去世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拿不出钱让他们住院。
在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病区的医生们很快就不得不向德洁的家人发出警告了。他们向德洁的妈妈解释说﹕如果德洁的帐户上开始出现欠款﹐医院将终止给德洁的治疗。
主治医生谢静说﹐如果拖欠的帐单太多﹐医院就要承担经济损失。而医生如果不去尽量敦促病人补齐费用﹐他们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她说﹕现在﹐医生不仅要给病人看病﹐还要催他们交钱。
根据医院的规定﹐如果病人拖欠的费用达到250美元（合人民币2000元）﹐医生就必须向病人发催缴单﹐并负责催病人筹到现金。在中国信用卡还很不普及。
她说﹐人们因此对医院和医生很不满。但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她说﹐最大的问题是医疗保险系统很不完善。
该院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并让记者将问题转给北京市卫生局﹐而随后卫生局又让记者给该院打电话。
德洁今年9月底得了感冒。在这之前的几周﹐他总说自己很累﹐肚子疼。第一位诊治大夫给他验了血﹐但是没发现任何异常﹐只给他开了一些胃药和感冒药就打发了事。但到了9月底﹐德洁已经面黄肌瘦﹐连上学的力气都没有了。第二位医生又给他验了一次血﹐但还是没找到原因。
崔广顺赶紧把孩子送到承德市的一家大医院﹐乘公共汽车需要5小时。那里的大夫告诉他一个如雷轰顶的消息：孩子得了白血病。医生建议他赶紧到北京﹐去中国最好的儿童医院诊治。
崔广顺回忆起得知孩子得了癌症的那一刻﹐他站在街上失声痛哭。德洁抬起小手﹐给父亲擦去眼泪“我的心都碎了﹐”他说。
亲戚们都说﹐德洁是个勤学上进的好孩子﹐总在呆在家里﹐不出去乱跑。崔广顺一直盼着孩子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德洁能流利地背诵课本让他深感自豪﹐他还向人夸口说德洁对一些段落甚至能倒背如流。
十月初的一天﹐崔广顺带着孩子跨进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大门。德洁昔日红润的小脸现在一片惨白﹐曾经敦敦实实的身材现在骨瘦如柴﹐父亲把他搂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婴儿。
崔广顺除了指望政府救助﹐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村长拒绝了他贷款的请求﹐说他的抵押物──房子──根本一钱不值。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也没帮上什么忙。“中国每天都有人死﹐”崔广顺说﹐书记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他本以为孩子要被判死刑了。但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直言不讳：“只要有钱﹐孩子就能救过来。”他回忆着大夫的话﹐“如果没钱﹐就只能等死了。”
除此之外﹐医院里似乎也没有人指导这对农村夫妇应付异常复杂的程序──甚至当触摸显示屏显示他们每天的花费相当于近一年的收入的时候。“在医院﹐钱比手纸用的都快。”崔广顺说。
父母根本没法告诉孩子他得了癌症﹐但小德洁却从同病房的孩子那里得知了真情。
第一阶段化疗持续了一个月。医生们警告说﹐第二疗程如果被迫中途停止﹐那时孩子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破坏了﹐很容易就会感染上致命疾病。治疗还是继续下去了﹐哪怕这对夫妇并不能保证缴纳更多治疗费用。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病救治费用迅速膨胀﹐已经成了一项沉重的社会负担。崔广顺说﹐他们村在1996年才通电﹐大约30多户家庭中一半都背着自身难以承担的贷款﹐而那些没有贷款的人根本就没有余钱可用。当地妇联在电视台呼吁为他家捐款﹐每一次有人身患重病时妇联都这么做。德洁的同学们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还有一次﹐崔广顺从家里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北京来探望孩子时﹐司机没有收车费﹐售票员还组织那趟车的乘客捐款。
医疗成本的沉重压力让越来越多刚脱困的人又迅即落入贫困境地。38岁的崔广顺已经破产了﹐债务已经超过了他10年的收入﹐而可以想见﹐借给他钱的亲戚和邻居的处境也变糟了。
有关医疗费用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 涛 已经承认这是个社会难题﹐并将改善医疗体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优先内容。
社区卫生服务分会的陈博文正在从事一项弥合遭破坏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的工作。但他说﹐这项工作需要长达20年的努力才能完成。政府也在积极努力改善医疗保险体系﹐以便无需完全废除现收现付制。
十一月底的一天﹐崔广顺最终放弃了──他付不起孩子的所有医疗费。他回到内蒙古的家里﹐收拾一下空空如也的屋子。他和妻子就是在这里结婚的﹐现在还有几样他们视为珍宝的物品：一只热水瓶、一台小电视、一套红色的沙发。窗根底下就是一张中国北方传统的热炕。
第二天﹐他长途跋涉回到北京的医院﹐和妻子一起站在医生面前﹐听她指责他们拖欠账单。“一开始就警告过你们﹐”女医生训着﹐低头发着短信﹐根本也不抬头看他们一眼﹐“现在你们花光了钱﹐也失去了孩子。”崔广顺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孩子妈妈默默无语﹐但眼里充满泪水。
德洁五个疗程的化疗现在正进行到第二阶段中途。本来应该在隔离病房由护士照料﹐但因为没钱﹐父母把他接了出来。此后他一直和姑妈住在北京郊外﹐这使他脆弱的免疫系统面临巨大风险。周末﹐德洁又着凉了﹐父亲带他到医院看病﹐现在在姑妈家中休养。
德洁的父母说﹐将在一周后把他送回医院﹐用手中仅余的钱让他完成第二阶段化疗。但是﹐因为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现在不得不从头排队等待空余病床。
（原载《华尔街日报》2005年12月5日）
原题﹕Health Crisis
Chinese Doctors Tell Patients To Pay Upfront, or No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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