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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前进还是后退？
吴庸（北京）
（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风靡一时，是农村摧毁人民公社的标杆。当农民求生不得时，冒着坐牢的危险，暗地搞起“大包干”：农户从“集体”手中获取了生产的自主权，条件是产品首先保证满足国家和集体需要，剩余归己。从此，农户可以自主安排生产活动，它的效益从“剩余归己”中显示出来，成为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原动力。
农户的生产自主权立即发挥了威力：“大包干”第一年全村产粮13.3万斤，为上年4倍；人均收入400元，为上年20倍。收入最少的关有江，得粮7650斤，人均1000多斤，总收入1700多元，人均240多元。收入最高的严付昌，得粮1.3万多斤，总收入5400多元，人均粮食1500多斤、收入700多元。一包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再没有人出去讨饭，柿子挂满枝头也不怕人摘，主人说：不稀罕了。“大包干”所以风靡全国，就是因为这个“自主权”深受农民爱戴，是农民生存之本。全国大面积推广分田单干后，以“大呼隆”和“大锅饭”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风消云散是必然的。
但是，个体生产没有条件实行集约经营，自有它的脆弱性。技术力量薄弱，生产率难有提高，在自然条件多变和市场反复波动的冲击下极易破产。国家曾经通过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汲取大量资源，早就该以高度发展的工业成果反哺农业，但是，不仅长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就连农业税收，学界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提出应予免除，却迟迟不得下文。权力部门热衷于寻租的结果是，农业成为冷门，农民被摔在社会边缘。土地的掠夺鲸吞着农民的衣食之源，医疗和教育收费之重威胁着农民的生命和后代成长。更沉重的是，本应由财政开支的乡镇官员工资和福利、农村公共事业费用全落在农民身上，盘剥之重是罕见的。这样的宏观环境使本身就脆弱的小农经济雪上加霜，难以为继。这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祸根，也是小岗“大包干”20多年来多数农民没有致富，反而有半数农户负债、返贫的原因。
那么，小岗以及类似小岗的村庄的出路何在？这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有一种议论认为，既然个体承包已经耗尽潜力，不能指望它振兴农业了，只有把它们再合起来，重新由集体经营。问题是，土地合起来“集体经营”后，如果各户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充分体现，甚至只保留拥有的形态，使用权归少数几人或一人支配，那么，这样的“集体经营”就恢复了过去的“集体化”体制。这种恢复“集体经营”论裹挟在当前的复旧思潮中，它们指责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恢复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恢复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恢复过去农村的集体经济。
小岗人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的代表参观了号称以毛泽东思想作统帅、人人做“二百五”（傻子）的南街村后说，南街“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南街就是搞集体经济出名的，他们认为土地分了，人心散了，所以把各户土地收回，统一经营。小岗认为这是他们寻找的“模式”，是他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认真分析这种思想动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的领头人王宏斌趁市场逐步放开、农民得以松绑的大好时机，立足本地优势农业，看准市场需求，深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产品销路通畅，形成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取得经济的突飞猛进。他是当时社会上搞活经济所总结的“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的成功的探索者。南街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这些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南街在经济实力大增后形成的“模式”是不值得效仿的，否则就是走上歪路。为什么这样说呢？
（1）南街的标志性建筑是耗资千万元、仿天安门城楼建筑的“朝阳门”及两旁城墙，它的东方红广场上挺立着10余米高、耗资26万元、以汉白玉雕刻的毛之塑像，民兵在像旁24小时轮流站岗守卫。该村家家有毛瓷像，人人背毛语录。1984年掀起三大运动：大学毛着，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他们曾推行“斗私批修”，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该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毛泽东思想并不极‘左’，它完全可以指导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表明，他对毛的思想甚为隔膜，不过是乱吹一通，重新把毛树为神，在农民心中树立神的牌位。这种领袖崇拜抹煞人自身的独立性，要求人把自己的意志交予神，以神的启示主导自己的行为。这种造神运动已经为大陆民众带来巨大灾难，“文革”就是明证，难道还要一再重复吗？
（2）南街从来没有民主选举，财务也从不公开，决策是一人说了算，没有任何民主制约机制。1999年王宏斌决定投资2000万元上马永动机发电。左右都反对，他却一意孤行，说“根据牛顿定律，（永动机）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但现在确实是现实。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有人说鼓吹永动是骗局，他说：“我想他骗不了我。”结果，折腾了4年，2000万元交了学费。他的独断专行做法引起群众不满。南街大修厂厂长耿宏，因厂区卫生检查不合格被撤职，并且命令他从所住楼房搬出，即撤销这项福利待遇，还得继续反省。这种蛮横做法引致风波。有人说：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里装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所以，他被人私下称作“南街的小毛主席”。显然，他在南街复制的是毛泽东的独裁体制，这种体制是不应学习的。
（3）南街把所有职工编入民兵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上岗前要经过一段民兵训练。这就是克隆“大跃进”时搞的“全民皆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把南街变成一座军营。对职工工作，曾实行每月评比制度，定出10 ：1的指标，10个必须评出1个最差职工，从工资上体现惩罚。还在职工中推行“三查”，其中一项是“查坏人坏事”，挑动职工无中生有，制造矛盾，便于控制。对所谓犯错误不改正者，曾一度令其穿黄坎肩，到板车队劳动改造，对职工施用专政手段。很长一段时间，职工没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为什么剥夺职工休息权？王宏斌的回答是：“你说放了假让群众干啥？”在这种环境中，职工就只有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权利了。这样的体制当然不可以成为学习的榜样。
（4）村民基本生活资料免费供给，职工工资基本拉平，每月200至250元。王学斌说：南街“不允许个人先富”。2003年，王学斌表示，要在3年内建成可容纳3000人的食堂，几十种饭菜任由选择，免费就餐；5年内建成日用品供应站，各种款式、花色日用品任由挑选，免费发放。这就是“大锅饭”，平均主义。这种主义，1958年曾在大陆泛滥，不过，那时称“共产风”。毛泽东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又说：“吃、穿不要钱，不一定要等到第三个五年”。于是，“共产风”由此刮起。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说：上自省级下至小队，都“共产”。大至土地、房屋、粮食，小至镰刀、筷子、夜壶，都“共产”。那场“共产风”大扫荡，造成对经济的破坏和对社会的瓦解。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的观念，它企图将各种资源一律充公，平均享受，必然严重挫伤劳动的积极性，摧毁社会发展动力。因此，南街推行的平均主义是绝不能学习的。
王宏斌在南街所为，无非是“大跃进”和“文革”的一些故伎重演。已经被丢弃的破烂，又摆出来冒充新货，炫人眼目。这也罢了，旧事物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的，保留这么点儿遗传基因也可让后人透过它看到“大跃进”如何共产、“文革”如何造神。不过，最近他忽然指责小岗，说“小岗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改革笫一村并未富裕》，《南方都市报》06/3/8），这倒是异想天开之论。本是自己在开历史倒车而不自觉，反倒指责摧垮人民公社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小岗村在开历史倒车。这年头的确是真假颠倒、黑白不分了。要是不开历史的倒车呢？那就得学习南街用毛泽东思想照耀一切喽！
无独有偶。与南街同一类型、特点更加突出、号称“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也冒出一则新闻：这个村出资培训全国村支书的计划已经启动，准备5年内培训5万人。华西老书记吴仁宝亲自授课。吴认为，5万个支部，能够有一半回去传播华西经验，价值就无法估量。目前已经建设了两个省外华西村，正筹建第三个。华西的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华西的核心经验是家族统治、村民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换取某些物质待遇，这种模式的推广，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小岗的困境，南街的狂言与华西的野心，这些事态表明，农村正面临一场走什么路的竞争，前进还是复旧的问题正期待着社会回应。
（二）
1951年毛泽东开始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时，农民作家赵树理就明确表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积极性。此番忠言自然不为毛所理解。从毛的思想体系看，他所说的“穷则思变”，其深藏内涵是指，穷得家徒四壁，必然谋划共别人的产。正如阿Q所想：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毛率部钻进井冈山（土匪窝），不就是循着阿Q这种思路发达起来的么？贫农是穷人，自然容易动员他们起来共富裕农户的产，如果待农村中农化了，富农也在冒尖，再发动合作化就困难多了。这就是毛的思路。他狠批“小脚女人”，拼命发展合作社，就是要尽快“穷过渡”。一年之内就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把初级社对入社土地、牲畜、农具实行有偿合并的允诺冲得净光，入社农民的生产资料事实上被无偿没收。这是毛继土改的平均主义后再次发动的平均主义运动。受损失的农民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他们终于通过家庭承包夺回了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权长期占有，除了不能买卖、抵押以外，等于土地基本上回到农民手中。应该说，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初步宣告毛的强制合作化的失败。
然而，农民争得的土地使用权是不牢靠的，随时可能失去。虽然宪法规定，农村和市郊土地为“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者”却悬空、虚置。集体所有者的法人代表既不是村民小组、村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他们只是人身集合而非法人），也不是村支部、村委会（它们不从事与土地有关的经济活动，不能成为土地所有权代表）。因此，“集体所有权”失去着落。而且，国家规定，集体无权出售土地，剥夺了集体所有权中出售所有物的处置权，将它转至国家手中。这无疑是对集体所有权的侵害。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满含巨大利益，在利益面前，公理只好让位于权力。上述法律规定的混乱状况，使得长期以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内涵混沌不清。政策性非常严谨的《人民日报》曾刊出农村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报道，马上又作更正，连这样的中央喉舌也糊涂了。学者应该是对此有精细研究的，但同样是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一个称：“土地要素总体上归属农民是无争的事实”，一个则说：“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既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如此虚空，那个“集体发包方”也就降低了应有的权威性，“土地使用权”的法理依据就不完善。这种态势当然有利于官商勾结，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官商掠夺表明它否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更无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途径是实施农村土地私有化，形成抵制官商掠夺的屏障，使被剥夺的土地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历史上农民一直是私有者。在私有制基础上，由于彼此需要而实行变工互助、合作购销或资金小量周转，是农民能够理解和认可的，它们的作用是补私有制运行的不足。生产资料“归大堆”，“伙种伙吃”，农民不具备这种经验，取怀疑和拒绝态度是必然的。强迫农民合作化、公社化，结果是：全国1/3农村人口、2.5亿农民陷入赤贫，除粮柴外一无所有，更不用说人为大饥荒，活活饿死3000万以上人口。这些事实使一切关于农村公有制的吹嘘都失去说服力。在公有与私有的较量中，公有制一败涂地。不仅中国大陆如此，苏联和东欧这类公有活动均告结束，说明此路不通。
当然，仍有不服气者，如华西、南街，以为把经济搞上去就证明旧制度优越。华西正雄心勃勃向全国推广它的家族统治模式。有位开明人士觉得还可加大开放力度，允许河南省恢复人民公社制、山西省恢复大寨陈永贵制，与私有制竞赛。这样做当然并无不可，只是需要两个前提：（1）两省公投，赞成者过半才可实行，不能强迫。（2）中共执政的日子需长些，不能三五载就结束。对此如果赞成者众，不妨联署上书中央，正式建议。至于大邱庄模式，鉴于禹作敏已不在，就不提推广了。
农业是弱势经济，个体农业是弱势中的弱势。小岗目前的困境具有普遍性。它们的出路何在？首先，中央要改变发展战略中重工轻农偏向。所谓“重中之重”要全面落实，不能空口许愿。“工业反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不能下毛毛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要有具体措施，按时检查。“增加农民收入”要有具体指标，层层落实。总之，要实打实，来真格的，不要敷衍塞责，空话连篇。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启动利益机制，合理调整各方面振兴农业的积极性，以农户承包为特点的小农经济完全可以逐步挺立、壮大，走出弱势状态。举两个例子：（1）农民种田的技术水平突出者被称为种田能手，其中某一专业的佼佼者被称为专业户。在适当条件下，专业户往往有强烈愿望扩大种植面积，取得丰硕成果。江苏省大丰县北洼村陈远来承包73亩，1994年交售粮食3.2万公斤，纯收入三四万元。（1995/3/3经济参考报1版）这样的专业户可以发展为农场主。河北省乐亭县郭董村张安在勃海湾滩涂开荒种稻，十几年造田2000多亩，每年交售几十万公斤粮食。他有四轮施拉机、手扶拖拉机、柴油机、低压泵等。1995年准备再开垦60亩洼地，已建起养猪场、养鱼池，还准备办养鸡场。（1995/2/28人民日报4版）这样的专业户、农场主资金雄厚、生产率高，因此能够支撑起农业实力。浙江宁波市调查，全市两万个种粮大户，经营农田40万亩，承担了全市60％的粮食定购任务。（1994/12/29人民日报2版）（2）工业在技术、市场、资金和信息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以这些优势通过适当方式输入农业，形成工业支持农业，农业配合工业，工农结合的强势力量。这样形成的“公司十农户”模式，最简单的联接是订单农业，接着是工业成片租赁土地，进一步是农业以土地入股，与工业共担风险。“公司十农户”的条件是，工业企业要有较强的技术力量保证产品优质、高产，还要有较强的市场占有量保证产品销路，资金充足也是不可少的。农业作为基础，保证土地供应和初产品按时、按质完成以及闲散劳力充分利用。如此形成规模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强、价廉物美的生产力。比如，河南省汤阴县肉鸡生产一条龙，1984年起步，1994年产量突破1300万只。总公司利润1993年256万元，1994年550万元。它带动全县建起批养3000只以上的鸡场1260个，种鸡场124个，散养者2499户。肉鸡从业者达1.5万人。散养户从每只肉鸡获利从1.5元增至2.5元。肉鸡生产带动了饲养加工业、肉食加工业和包装运输业的崛起。饲料加工转化的粮食，1994年达3000多万公斤，产值占县办工业产值27％。产品销往日本、西欧。（1995/2/28经济参考报2版）可见，“公司十农户”在一个县的威力可谓不小，农业何愁不能振兴！
以专业户、农场主和“公司十农户”同华西、南街展开一场持久竞赛，看农民最后归心于哪一方，看谁能笑到最后，如何？
（20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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