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上海、深圳的股市再次大幅度跳水。中国市场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回应，全部表现在这个令人失望的股市指数的运动中了。这从某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比绝大多数的中国经济观察家都要严重得多；因此，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难度也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从表面上看，西方主要经济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对西方经济明年的增长与企业基本上都是负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无一例外的进入经济衰退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截至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近百分之之久的年增长率，虽然出口在十月份出现了下跌，但是全年的出口仍然保持着高于百分之二十的增长率。为什么中国股市仍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投下了不信任票呢？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的深切体会。

中国问题的严重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的严重的扭曲加大了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难度。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集中表现在四个不平衡上：一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二是出口和内需的严重不平衡；三是政府财力和民间财力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四是财富分配在富者和贫者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这些不平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他们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的危机陷得更深，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的回旋余地更小。

例如，面对经济的下滑，通常效果最快的办法是通过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过于严重地依赖着投资的增长。如果继续以投资来刺激经济必将导致没有效益的增长，进一步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从而恶化已经非常严重的资源和环境。这样做如同饮鸩止渴。再如，中国的出口不仅对经济增长、而且对劳动就业的作用十分巨大。因此在危机当头的时候，中国断然不敢放弃出口增长这个救身符。可是，继续用包括财政补贴、压低劳动成本的办法维持出口增长，不仅老百姓难以接受，而且也会加重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和经济冲突。

体现中国经济问题严重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巨大就业压力。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依然很低。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高达百分之四十多。以当前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而言，中国农业根本就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劳动人口。因此，中国需要高速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来吸收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和他们的贫困本身就是中国贫富不均和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在一般的发达国家早已经得到了解决。而中国则仍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经济危机则将使得这个问题不仅得不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第三个难点在于中国的现有的社会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机制。三十年来，普通中国民众从发展中得到的实际利益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官场的腐败又已经是积重难返。

现任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矛盾对中国社会的颠覆性后果。所以自二零零三年执政以来一直强调“亲民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他们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少承诺；并且试图在现有体制内遏制腐败的蔓延。

但是现有体制对腐败的制约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同时经济危机的到来又将大大削弱他们兑现承诺的能力。从而导致民众的不满。在西方，民众的不满能够直接导致有秩序的政权更迭，而新的政府则有民众的支持，能够赢得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实行新政。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机制，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在经济危机面前十分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