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在北京农民工郭济钢（音译）的蜗居里，龟裂的墙壁用透明胶带加固着。他的生活现状和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无数农民工的一个小缩影。

美国有线电视CNN新闻网报导，郭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个只有53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全套的家具是一张床、褪色的椅子和桌子。洗澡的地方是和住在同一栋楼里的20～30位邻居公用，他们住的这栋楼是在北京的郊区，房客都是农民工。

象郭（30岁）与他的妻子（26岁）葛雅如（音译）这样的“农民工”在中国有2亿，他们从农村来到城里务工，他们也被称为“流动人口”。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波一波的农民工在城市找到工作，根据官方称上亿人因此“脱贫”。但是，在表面的光鲜之下，由于所谓的“户口”问题，农民工面临种种享受公共服务的困难。

当农民工离开他的村庄，他也就远离了他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补助。农民工可以在工厂、建筑工地、公共基础设施工程、餐厅和居民家中打零工，但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就连中共国营媒体环球时报 也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却像非法移民一样身处窘境。”

有学者把中共的户籍制度与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想类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严重限制黑人的权利，而白人却享有优惠待遇。这种歧视的法规使南非的黑人像中国的农民工一样享受不到什么福利。

即将推出有关农民工的新作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中国的农民工从未融入城市，享受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和机会。他补充说：“歧视在中国绝对存在。”

在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可以取得临时居留证，但办手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雇主不得不为给他们办证向市政府支付高昂的费用。郭一脸憔悴，做喷涂工， 每天户外工作10个小时，晃晃荡荡地吊在高楼墙外，风吹日晒。

当被问及他对家庭未来的打算时，他说期待有那么一天能开一家店，能够送他们的儿子上中学，他的儿子现在才2岁。他说：“我还当我的农民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只是盼望着孩子们能有出息。”

他的儿子害羞地躲在父母身后，忸怩地站在全家共用的床上从母亲的肩膀上偷窥。郭的妻子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打算交超生罚款，大约1,500美元。她打算回合肥地区的村里分娩。他们要第二个孩子与农民工身份有关。

郭说：“如果发生意外，独生子没了，就得孤老终生了。你至少得有两个吧？，一个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城市和乡村毕竟是不一样的。城市人老的时候，可以到养老院，而我们老了，只能依靠自己的孩子。”他的妻子补充说：“我们没有任何退休金，我们没什么想头，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靠孩子支撑。所以，如果孩子不够多，要是发生意外，我们也完了。”

他们承认，生第二个孩子增加了经济负担，但在某种程度上，对缺乏安全保障的农民工来说，第二个孩子增加了安全感。郭说，城市里人有退休金，他们村民没有。

中国媒体，包括国营媒体都报导过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例如，农民工子女无法和城里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因为他们面临到哪可以上学，以及如何能够负担得起的问题，他们被称为“流动儿童”。

班志远说，农民工子女不得不去私立学校，他本人就在一所为农民工子女办的私立学校教书。他说，这里所谓“私立学校”有另外的涵义。“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甚至与城市孩子的教学质量没有可比性。”有些家庭希望通过孩子上大学而打破这一循环。班志远说，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渺茫”。

他还说，没有教育背景和同等机遇，许多农民工子女最终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也得当农民工。这种循环已经达到了4代人。

这也是中国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去年6月，警察殴打一个农民工的小孩曝光后，广东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暴动，对此中国和西方媒体都有报导。 2011年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官员们殴打一名怀孕的农民工和她的丈夫曝光后，冲突演化为大规模的抗议暴动。

郭热切盼望着儿子上学。他说：“我们农民对孩子没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只盼望能上学和努力学习，我们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希望他不要走我们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