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春》对“五四百年”究竟质疑了什么、開啟了什麼？
仲维光
一.
二〇一九年，是五四百年。为此从該年八月开始，我在《北京之春》陆续发表了五篇有关纪念五四百年的文字。二〇二〇年八月，最後发表的“五四文化传承中的“散装标签”及“余英时先生悖谬”问题——对话余英时先生”，虽然距离第一篇文字的发表已经一年，但是是我为纪念五四百周年而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五篇文章。如此我就算是完成了這個总结反思系列。加上此前发表的四篇文章，題目分别是：
1．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对五四及百年纪念的质疑
2．罗马化运动——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弹
3．民主问题在欧洲思想史中的演变—希腊民主、罗马化民主和现代民主
4．再谈何为哲学及其影响下的现代学术研究
5. 五四文化传承中的“散装标签”及“余英时先生悖谬”问题——对话余英时先生
由于到現在已經可以说五四後另一個百年已經開始，因此关于这五篇文章陆续发表在《北京之春》网刊上的文章，已經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经验事实來判定，因為這其實意味著的是一個新的開始。對此，在我看來，本来应该有所声势的五四百年纪念中，《北京之春》網刊的我的這五篇文字竟然首先是，這個五四百年紀念中僅有的幾篇真正提出了问题并且有所思的文字！
一个五四百年纪念，在这一代学人的思想中，竟然没有激起几个浪花，这本身就是对这个五四百年的一个充满寓意的讽刺！
它说明，五四及其继承者是没有生育能力，或者说生育不出好胎的母体。時過百年，後人竟然连喇叭都吹不出聲調来！
二.
而這就是第二點，我在《北春》上發表的這五篇文章預示了一個新的開始。我毫不謙虛地說，這五篇在陳維健主編下發表的文章，一定會讓《北春》網刊的工作在思想史上留下標誌。
這五篇文字首先涉及的是在思想史上對於過去百年的清理。
我当然承认，我是五四的子弟，並且一直到很晚的时候，四十岁后，才開始覺悟到應該逃出五四劃给我的牢笼，对五四提出质疑。而这个质疑之路，我則整整走了三十年。为此，我对五四百年的质疑不僅是建立在極為仔細謹慎的阅读及思索中，而且同樣是建立在自己的切肤之痛，對於自己不斷地反省及修正之上的。
概括总结我在這五篇文章中展开的对五四百年及五四问题的质疑，它们主要针对的是：五四百年及其纪念所涉及的“问题”，谈论这些问题的“方法”及“认识论”问题。对此，我主要辨析的是：
1.五四主要推崇及在中国引入的不是“启蒙思想”，而是源于对“启蒙运动”反动而产生的罗马化运动的思想及其文化。对此，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考据并且辨析了Romantik不能翻译成浪漫主义运动，解释了究竟什麼是罗马化运动。
2.五四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所以我在第三篇文章中辨析了在欧洲思想史上，以及启蒙运动和罗马化运动带来的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在第四篇文章中辨析了源于古希腊的科学在现代学术中的表现：何为继承古希腊思想带来的近代学术，何为罗马化倾向带来的思辨性的闲说，受宗教教条影响、意识形态化的所谓体系，以及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科学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源于古希腊的哲学究竟是什么？
3.五四被称为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余英时先生自认继承了胡适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对此第五篇文章具体以余英时先生对于库恩的推崇为案例，辨析了余英时先生对于文化的理解，对于概念的把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而由此进一步对于胡适、余英时先生的西学根底、西学方法，以及他们所说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根本的质疑。
这五篇文章大致勾画出了一个母语为中文的、继承古希腊思想传统的启蒙思想者，对于这一百年来中文界存在的文化思想问题的质疑及讨论——从问题到方法。有兴趣、有阅读能力并且愿意更深入地讨论的读者可以参见链接的文章。
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涉及的都是当代中文界，乃至当代西方学界、思想界关注的根本性的问题，是每一个真正对思想和学术问题感兴趣的人必定会注意讨论的问题，當然閱讀他們需要一定的知識背景和訓練。
《北京之春》发表的五篇文章的链接网址如下：
1-1.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对五四及百年纪念的质疑（上）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818201945853.htm
1-2.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对五四及百年纪念的质疑（下）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8202019100207.htm
2-1.罗马化运动——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弹（上）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219201931315.htm
2-2.罗马化运动——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弹（中）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223201930158.htm
2-3.罗马化运动——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弹（下）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222201961813.htm
3-1.民主问题在欧洲思想史中的演变—希腊民主、罗马化民主和现代民主（上）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22202053017.htm
3-2.民主问题在欧洲思想史中的演变—希腊民主、罗马化民主和现代民主（下）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25202091128.htm
4．再谈何为哲学及其影响下的现代学术研究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320202051354.htm
5-1.余英时先生及五四文化传承中的“散装标签”问题 ——对话余英时先生（上）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1028202041748.htm
5-2.五四文化传承中的“余英时先生悖谬”问题 ——对话余英时先生（下）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1029202061355.htm
三.
概括這五篇文章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
1.五四開啟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它所謂的“新”指謂的不過是因為它們對於中國而言，過去沒有的西方貨。而這個西方貨在西方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舊”及“復舊”的思想潮流及文化，基督教文化及其變體對於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反彈——不僅馬克思主義，而且包括胡適們對於科學與民主的認識及提法，都是一種復舊的“Romantik”，即“羅馬化”的語言文化。而在這個意義上，五四為中國帶來的各類觀念主義、反近代的“體系化”思想，各類意識形態意味著的是——在全球化近代化的背景上，在西化背景上，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折不扣地是一種“舊文化運動”！一條奧威爾《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西方產生的“真理部文化”，在東方從無到有的生成發展之路。
五四是一個“舊文化運動”！
五四帶來的、包括如今討論五四時使用的語言及語言方式，是一種西方過時的“舊”語言方式，即基督教世俗化的語言方式、思維方式，一種替代宗教學說的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及框架。
在這個基礎上，在發表在北春的五篇文章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識到，五四帶來的所謂新學術，絕大部分不是文藝復興後復興的古希臘思想帶來的新學術，而是一種世俗化的經院學說。余英時先生的工作極為典型地代表了這點。我的“散裝標籤”的提法意味著的是——他還沒有把握到近代學術研究的基本的認識論及方法論的特點是什麼，不理解何為一百多年前產生的現代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及歷史學的根本特點是什麼。為此，余先生一生的著述基本上可謂舊文化運動的產物，他還沒有進入到文藝復興後、復興的希臘細想影響下的啟蒙傾向所導致的新的學科及其學術研究領域。他的工作是有學問，有經院性，而缺乏學術性，且沒有研究。概括之，他的所謂“學術”工作基本上可以稱為是“有學問、沒學術（非羅馬化意義的）”。
2.對於五四及紀念五四的定位，意味著一種新的討論五四及其帶來的文化思想問題的思維及語言方式的開啟，一個我所希望的新的學術追求的起點。它的特點是：
這個開啟是西方文化、現代化的一部分。因為它討論的基礎是對於西方文化思想的認識，對於西方思想史、近代史的認識。
為此，這個討論首先是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繼續；其次它一定是二百年前發生的對於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反向運動——羅馬化運動（Romantik）的繼續。所以新的討論的特點是，它在哲學問題上將是繼承古希臘思想的啟蒙思想建立在認識論、方法論基礎上的討論——各門“新學”都是知識論問題而不再是本體論問題。
在這樣一個認識論基礎上的探究，在政治、社會及其思想問題上，它圍繞的基本問題將是“開放還是封閉”問題。在文化思想問題上則將圍繞在古希臘思想復興基礎上的近代西方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關係的辨析，圍繞著一元論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它帶來的西方文化與不同於西方的其它文化，即多元文化與一元文化問題，以及未來社會中人類內部，人類與自然如何共存的關係問題。
人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條線索：新的討論及探究帶來的或者是文藝復興和啟蒙的繼續，西方追求一種新的西方文化的繼續；亦或是過去的五四——“朝向舊文化的反動”的繼續。
總之，它將走出百年來五四及其談論五四的窠臼，而變為：五四是西方文化意義上的，歐洲為世界帶來的近代化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啟蒙，還是歐洲的“舊文化運動”——羅馬化運動問題。
人們從此不會再人云亦云地繼續過去和五四相聯繫的所謂“新”，所謂“科學和民主”的提法！而將成為西方一直存在的古希臘文化和羅馬化的對抗，走向開放、共存還是封閉、教同伐異、黨同伐異的排他對抗性的探索及研究的一部分！
2021.5.3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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