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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伊朗民众奋勇上街持续抗议当局选举舞弊
陈彦
此次伊朗选举所发生的事变，既是神权体制内部的权力倾轧和政纲斗争，更是神权专制与民主形式、冲突的总爆发。显示了三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制度的破产，是伊朗民众对于伊斯兰共和革命乌托邦的幻灭。
今年年初伊朗隆重纪念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作为当代有全球影响的一件历史大事，伊朗的这种官式纪念当然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但五个月之后，伊朗民众由于选举涉嫌舞弊起而抗争，不仅使全球的目光聚焦伊朗，也为反思伊朗伊斯兰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整个六月份，伊朗经历了从民主选举、抗议示威再到镇压封杀三重境界。伊朗，这个曾经诞生了现代伊斯兰革命的信仰圣地，这个曾经将共和、自由等普世理念同伊斯兰价值进行制度性融合的文化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研判这场剧烈历史动荡的意义？
此次伊朗选举抗争有着一些引发冲突的直接和外部的原因，如以内贾德为代表的守成和对外强硬势力无视选民意向，肆无忌惮的作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投票率所显示的全民动员和官方宣布选票结果间的巨大反差；奥巴马上台后伊朗人所感到的一种敌对观念的松弛；民众对同西方缓和关系与改善经济生活的希翼等等。冲突的爆发也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原因：伊朗社会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女性的积极参与，青年一代的大规模加入政治生活等等。但对于笔者说来，所有这些原因仍然无法解释伊朗人在此次选举中表现出的高度投入的热情以及其后的悲壮抗争的勇气。伊朗人难道不具备对伊斯兰虔诚的信仰吗？否则他们为何在三十年前推翻世俗的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而同时发动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人为什么又会对这一西方式的民主投票游戏赋予如此高的热情并不惜为其成果以死抗争呢？或许，在这个信仰之邦所发生的事情也许还要回到信仰层面才可以解释。
伊斯兰革命的光明
在伊朗革命三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伊朗驻中国大使曾经表示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是黑夜的结束和信仰的太阳升起的时刻。在当时的官式庆典仪式氛围中，外界大致会将此话看作为一种造势行为或一种意识形态宣传。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境遇看，将三十年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说成是信仰的太阳的升起并非完全子虚乌有。1979年2月1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法国巴黎返回德黑兰，宣布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1925年诞生的以推行西化运动著称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覆亡。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霍梅尼返回伊朗之时，首都德黑兰万人空巷，当时的伊朗人从霍梅尼的身上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和自由。
从外部看此时的伊朗，当时的世界东西冷战虽已进入后期，但人们却看不到世界演变的脉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已经显示出山穷水尽的迹象，但外界却无从断言八十年代可能出现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79年也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前景如何令世人充满观望和犹疑。正是在这一迷茫和寻找的年代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这一革命不仅向伊朗民众传达出载有全新希望的感召，也向西方世界发出了新的政治模式诞生的信息。法国思想家福柯就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看作是不同于西方、独立于西方的新型政体模式的出世。从当年西方的境遇看伊朗的变化，希翼突破资本主义桎梏的人们少有选择。曾经耀眼一时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光芒已经不再，处于冷战背景下的东西方世界僵持不让。换句话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降生于世使人们看到了某种新的乌托邦的降生，一种摆脱平庸的缺乏激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
同共产主义体制相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伊斯兰法典作为最高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存在，教会领袖在政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集中于神职机构等等。对于将彻底的世俗性作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制度说来，二者似乎难以找到共同点。有众多的学者指出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一种世俗宗教的性质，这里显然触及到此二种政治体制之间的一个基本面向。世人并不怀疑伊朗的神权政体的性质。但是，神权政体却也不能概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部含义。三十年前通过革命诞生的伊朗宗教加共和的政权形式不仅是近代以来伊朗拉锯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伊朗包括宗教力量在内的各大政治势力合纵连横共同运作的成果。由于什叶派教会在伊朗社会盘根错节的组织体系，最终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会正统控制了政权，但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一所谓伊斯兰共和国称谓和伊斯兰共和制下的各种繁复的权力制衡架构。
神权与自由的内在紧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同共产主义制度有着不少的共同点。在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国家设有一整套堪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提并论的民主形式架构安排。在号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世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着一整套权力制衡体制，伊朗不仅有着行政、议会、司法三权分立架构，还通过宪法，一方面将宗教领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即霍梅尼所说的“教法学家”的统治安排；另一方面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议会”的设立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但同共产极权制度相比，伊朗在民主制度安排上走得更远，伊朗不仅拥有甚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此种安排真正付诸实践。相对于共产主义制度徒有其名的各种宪法权利设定，也许是由于依仗着强大的伊斯兰信仰体系的缘故，伊朗共和制度似乎更为自信。
这样一种体制，如果果真可以运作，如果果真可以既兼收西方民主制度之长，又补西方自由政体之短，那无疑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希望之光的大事。从这个角度，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草创时期何以会带来伊朗民众和部分西方精英的欢呼就不难解释了。然而，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一政体安排显然也包含着巨大内在紧张。如何在一个举行定期选举的状况下保证宗教神权的不可动摇？如何使得民主自由的许诺不是谎言，而同时捍卫神权专制的本质？
即使在革命之初，伊朗革命即潜伏着一条独断和全能的逻辑。同当时的其他反对腐败的巴列维王朝的伊朗政治反对派一样，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革命派不仅利用了巴列维王朝不得人心的事实，也利用了七十年代晚期伊朗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巴列维王朝虽然专制腐败，但伊朗的政治反对派仍然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巴列维王朝虽然过于依赖美国，但反对派却得以利用美国所奉行的自由与多元的价值理念。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曾经提出三大承诺：独立、伊斯兰共和国、自由。三十年之后再看，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后，走出巴列维亲美政策显然并不困难；以反美和反犹来凸显独立也非难事，但要使伊斯兰共和国同自由并存却难以兑现。
神权与民主冲突的总爆发
霍梅尼掌权不久，当时反巴列维王朝的自由派、共产主义者、世俗派等等均渐次出局并被镇压。伊朗宪法明确规定神权统治高于一切，霍梅尼作为宗教领袖，掌管军队、警察。目前的伊朗，虽有定期选举制度，但由最高宗教会议批准与否决总统候选人。大学与民间社会受到严格控制，报刊检查制度更甚于巴列维时期。毛拉专制下，不仅腐败盛行，经济窘困，而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生计的经济模式依然故我。三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国的演变轨迹渐渐蚕食当初众多拥戴革命人们的幻想，曾经较为清新的宗教人士的形象也为利益、贪腐所拖累。三十年后，伊朗共和国已不再可能传出兼收伊斯兰宗教特点与民主、自由指向的新型革命的信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全能主义体制，一种以教义的名义挟持政治、经济，以神权主宰一切的社会模式呼之欲出。
然而，此次选举举行之前，伊斯兰共和国似乎仍然散发出一定的理想光彩。神权专制与有限民主之间调和的空间即使十分有限，但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实际上也一直纠缠于二者之间。伊朗革命之后，1985年曾宣布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取缔其他党派，但于1988年颁布政党法，恢复多党制。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还逐步增加。三十年来的伊朗社会的有限民主实践，一方面表明神权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封杀空间，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对在这个有限空间之内进行改良仍然寄予希望。今年6月12日进行的大选有四位候选人，包括内贾德、雷泽、穆萨维和卡洛比。虽然难以西方式的左右或保守与改革概念名之，但其政纲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仍然有着相当的不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此次总统选举所显示的神权体制无视民意、无视程序的公开作弊，打对外强硬牌、极具民粹主义色彩的内贾德在神权力量支持下强行连选连任打破了伊朗社会迄今为止的微妙平衡。围绕伊朗选举所发生的事变，既是神权体制内部的权力倾轧和政纲斗争，更是神权专制与民主形式、冲突的总爆发。这一总爆发不仅是由于选举将强硬势力与温和派的矛盾推到极致，更由于伊斯兰共和体制与生俱来的宗教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换句话说，此次伊朗选举冲突乃是三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制度的破产，是伊朗民众对于伊斯兰共和革命乌托邦的幻灭。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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