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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的撞船事件，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它标志着中日关系已然走出过去十年来双方各自对自身大国定位及彼此间距离的调整，从此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由于两国的“换位”及由此带来的“磁场辐射”的磁力线紊乱和辐射强度的变化，更由于彼此“极性”的迥异，虽然此前因经济互补等要素的存在，多表现为“同舟共济”式的相互依存，但随着这类要素的减少及其重要性的降低，两国关系赖以凝聚的“黏合剂”经年劣化，已殊难维系“一体化”的趋势，彼此之间矛盾加剧，从猜疑到质疑，从相互背过脸去的“冷战”、口水战，到詈骂相向、互掷饮料瓶，直至金刚怒目，甚至擦枪走火的危险大增。无论对中日两国哪一方来说，两国关系的这种走势不明朗、充满不确定性阴霾的“恶天候”无疑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能否走出阴霾，根本改善两国关系，还要看制约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何在，是否具有持续性，以及何以克服。
撞船事件之所以构成一个“拐点”，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日关系中诸多结构性矛盾在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引爆，撞船事实本身至多是导火索而已。笔者不认可任何在该问题上的“阴谋论”说法，无论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中方渔船，还是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执行公务”的日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均系按照各自的国内法所赋予的合法权利、本着自身惯常的行为逻辑的“正常”行动。可“正常”行动，却闹出如此之大的动静，险些擦枪走火的事实，说明过去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默契，或者说捆绑性、制约性的约束松弛了，甚至脱落了，乃至一挣即坠。而其中最大的约束，便是在钓鱼岛问题上两国间于三十余年前达成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原则”。日方以其国内法惩处中国船长的既成事实及相当多的重量级政治家、政府高官一致抱有的中日间“不存在主权问题”的共识立场表明，“搁置原则”已单方面被日方搁置，不执行，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一法律约束基本上已成日本的主流舆论。正因此，中方在日方妥协并提前释放船长后，仍坚持要求日方赔偿并道歉的强硬姿态，其实并非“认死理”，而是借此表明决不接受日方以国内法“执法”的既成事实，试图“恢复原状”——让事态回到四十余年前的搁置状态。然而，这是日方断然无法接受的。道理简单，因为钓鱼岛毕竟被日方“实效控制”，正如俄罗斯手中的北方四岛和韩国手中的竹岛，也绝不会轻易回到分别被两国“实效控制”前的“原状”一样。
主权问题不同其他，作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几乎不存在回旋空间，这在中日两国都一样。但是，中方施压的方式却令日方备感屈辱、恼火：从中止政府层面的接触，到叫停文化交流和青少年交流，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系的《环球时报》）上居然公然讨论对日反制措施何种最有效……这让两个建交近四十年，声称“一衣带水”、“战略互惠”的邻国真是情何以堪。结果，就在两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刚刚易位的2010年这个多事之秋，中方毅然采取了对日稀土禁运措施。日本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半导体大国，对稀土资源的依赖性极强，稀土禁运无疑是致命“杀手锏”。日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自己当初率先打破“巴统”（COCOM）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圈”国家的禁运封锁政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起便开始以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形式不断实施经援（大宗贷款直到北京奥运后才停止；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关头，ODA不止一次起到中国经济“强心剂”的作用）的邻国，居然会对自己实行禁运。日本著名左派学者、《朝日新闻》总主笔船桥洋一如此感叹道：“不成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那个秋天祝捷的礼炮，竟然是对日禁运……”这种极端性报复措施无疑加剧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令这位在日本一向被看成是“亲中派”意见领袖的学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通货、贸易、海洋，对于曾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实惠的开放的国际合作体制，中国为什么不（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呵护、培育它而更加流汗呢？”
如果说经贸性反制措施还只是让日本感到被动、棘手的话，那么扣押人质的报复措施则使日方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甚至关涉政府的合法性。出于对过去不惜走上战争道路以维护所谓“国益”的错误国策的反省，反国家主义成为战后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战后六十余年的历史，是不发一弹、未流一滴血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是国民引以为傲的和平发展的伟大成就。可另一方面，日本国民却成为某些国家的国家犯罪及国家强权的牺牲（典型者如朝鲜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对日本人的绑架）。此次在石家庄因涉嫌非法拍摄军事目标而遭拘捕的4名日本公司职员的命运，牵动了整个日本的舆论，对检方做出释放中国船长的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时间，在中方的强大外交压力下，日本舆论甚至认为4人有被处极刑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被认为“营救不力”的话，政权的合法性将遭到质疑。事实上，正是这种人道第一、见不得流血的普遍社会心理，成了日本政府在最后关头下决心放人的最大推手。所以事后，日本学者友人对笔者说：日本已成为无法胜任哪怕最小战争的国家。
然而，一方面是出于害怕中方打“历史牌”的杯弓蛇影的惯性心理，另一方面是其传统政治哲学、外交理念的实用主义思维使然，尽管战后日本已很好地解决了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但对于他国，特别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邻国的人权灾难却绝少置喙。这方面，政府行动与国内舆论之间有醒目的距离。去年圣诞节，北京当局“公审”良心犯刘晓波。开庭当天，15个OECD国家的外交官在严寒中守候结果，但其中却没有日本外交官的身影，被其国内主流媒体斥为“人道缺席”。
当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时，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也许问题尚不大。但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特别是中日关系遭遇挫折时，其实用主义思维往往会被视为“软肋”，不仅中国的人权侵害案例无法指望日方的道义声援，连日本自己国民的生命安全，动辄也被置于无保护状态。远的不论，近两三年来，在中国大陆便发生了若干起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2008年8月，两名日本媒体（分别为《东京新闻》和日本电视台）驻北京特派员在新疆喀什地区采访时，遭中国武警殴打、拘留；2009年60周年大庆阅兵前夕，日本共同社等3名日本记者因从北京饭店一室隔窗拍摄阅兵彩排，遭公安突入室内殴打，手提电脑等器材被破坏；今年2月，一名年轻的日本雕塑家在位于京郊草场地正阳艺术区的画廊，与另外几名中国艺术家一道坚守画廊，拒绝搬迁，遭拆迁人员殴打，日本艺术家头部负伤。后经艾未未等艺术家前往长安街闪电维权及相关媒体的曝光，朝阳区政府介入调解，被殴艺术家们才得到701万的合理补偿。据说其中的1万元，系对日本艺术家个人医药费等的赔偿。
一方面，日本在世界的经济存在举足轻重，是当然的大国；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大国”则尚在“发展中”，至少目前远非重量级国家。与此同时，日本自身虽然是当仁不让的民主国家，但其政府在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问题上，远不如美欧国家高调，特别是对中国，一向“低姿态”。我们注意到，10月14日，在在野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参院预算委员会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处境问题终于吞吞吐吐发表了看法：“希望刘晓波获释。在中国，保障基本价值的人权和自由是重要的。”（见《朝日新闻》10月14日报道）可以想象并断言，只要日政府一日不亮出旗帜鲜明的人权立场，不仅难以担当“政治大国”的角色，而且其国民也必将越来越多地沦为暴力的牺牲。
中日关系在2010年历史性地实现了大国地位的易位，在易位的同时，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无疑都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无论此前两国间发生过多少波折，但毕竟有过漫长的“蜜月”及虽然“蜜月”不再，却还算举案齐眉、和和美美的日子。但放眼后2010年，则不确定性大增，前途茫茫。日本虽然也很茫然，但经过此前十年的调整，加上刚成“过去时”的这剑拔弩张的“最后一课”的教训，心理上已经“毕业”。未来，“亲中派”会越来越少，与中国保持距离将成为日本最现实的外交战略。船桥洋一在其《朝日新闻》的专栏（10月6日，《致中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如此断言：“如果中国的这种做派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除了与其长期斗争外，别无选择。”
（201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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