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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上个月在休会前夕，压倒性通过了一项制裁中国的法案，除非中共停止操控人民币，否则将对中国产品课征惩罚性关税。
《华盛顿邮报》近期刊载了资深编辑卡翠那．胡维(Katrina vanden Heuvel )的一篇文章:“与中国贸易的道德问题”。她说，众院这个行动平息了许多认为在此时不宜制裁中国的声浪。马特．米勒(Matt Miller)堪称反对声浪中最极端者，他近期在专栏中质疑:“到底应该保护美国工会?还是创造数百万工作机会的美国企业呢? ”
作者认为，米勒的主张很具挑衅，但是这两边的主张都错了。从更高一阶的“道德”层面来看，我们应该记取过去10年的教训。米勒认为，扩大贸易的主要受惠者是中国、印度等开发中国家的数百万劳工，他们因此而脱离贫穷。事实上，真正受惠的是总部在美国的跨国企业以及中共的国营企业。因为不论在中国或美国，生产力的提高远大于工资的增长，导致企业的获利飙升、贫富差距扩大。
美国在2001至2006年期间，产出的利润率由6.9%增长至13.6%。据《金融时报》估计，2006年企业获利与工资的比值创下26.8%的历史新高。今天这个比值是25.8%，与高点相差不多。然而，这段期间美国的平均工资仅小幅增长，家庭的平均收入却下降。
米勒还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唯一，或甚至主要受害者是美国劳工，这一点他也错了。他说无数的中国劳工因此脱贫，但他忽略了如果中共允许所得及消费能与生产同时增长，那么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扩张中，将会有数百万中国等开发中国家的民众受惠。
不过，作者指出，2001至2007年间，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4%降为36%，但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却占60%。由于中共压低消费与所得到这样的程度，同时透过低估的币值补贴出口，他偷走了全球其他地区的需求与工作机会，包括美国的邻邦--墨西哥。
结果，这样的贸易形态导致了全球需求的巨幅下滑，以及美国与欧洲的信贷泡沫，我们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点是米勒所不了解的更高层次的教训，也是我们应该从大萧条中记取的教训:如果利润与工资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那么资本市场经济将无法成功运作。
作者表示，这就是为何在大萧条之后，我们要立法让劳工能更有效率地争取工资，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也是我们要采用落差很大的累进税率制的理由，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的原因，更是我们选择管理贸易体系与到海外投资的原因。
这也说明为何今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政策，以及终结中共极权主义与美国跨国企业间邪恶联盟的新重商主义经济的理由。
她结语道，这样的政策必须始于防止中共以其他地区的需求与工作机会为代价，系统性地贬低人民币的反制行动。强势的人民币将提高中国劳工的工资与收入，让他们消费更多，同时也将减少企业的获利，让经济能健康平衡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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