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众议院席位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逆转，若不是茶党人弄巧成拙，民主党连参议院多数都难保。从内政讲，可说奥巴马目前是只斗败的公鸡。他此时展开亚洲四国之行，唯独绕开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中国，代表了相当尖锐的外交攻势，也不无在政绩上面对国内败局“堤外损失堤内补”的用意。

在国际政治上，奥巴马此行无非是笔者十多年前就分析过的“离强合弱”和“抑强扶弱”地缘战略的具体步骤，是对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默认以其民主制度被大力唱好的印度，在华盛顿眼中实在并非中国对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奥巴马出访反映了亚洲近期来外交局势的某种急速变化，其触发点，除了上述世界GDP排名换位，便是北京宣布南中国海属于中国“核心利益”，以及钓鱼岛领土争议升温。这一急变是否如美国朝野众多人士（包括《新闻周刊》国际主编扎卡利亚）声称，使得中国多年来对周边国家的 “笑脸外交”成果一朝化为乌有，颇可争辩；但是变化中的亚洲局势十分有利于华盛顿制约北京的外交攻势，自不待言。

这里的悖论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消长。我曾经分析美国内政急速变幻，是经济实力衰落大气候之下频繁出现的“异常气象”，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是其最新例证。这不能不对美国的国际影响产生负面效果。《纽约时报》新近便评论，印度朝野担心虽然目前受到华盛顿力挺，后来会不会被实力不继的美国晾在干岸上。东盟（亚细安）各国对南越西贡政权被山姆大叔抛弃的先例，自然也记忆犹新。

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空前增长，从中亚、韩国到东南亚，周边邻国在经贸和经济发展上日益依赖中国，甚至连甲午战争以来的“世仇” 日本的经济复苏也不例外。可是从美国公开卷入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五角大楼宣布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防务范围、国务卿希拉里告诫柬埔寨不要单独依赖北京，到奥巴马这次出访亚洲四国，华盛顿能够在这样的“经济逆境”下，发起制约中国周边影响力的全面攻势，发人深省。


道德价值弥补美国经济实力的不足


华盛顿的外交优势，固然有长远战略投资的回报，除了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正式军事盟国，东盟（亚细安）各国，尤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是华盛顿长期的事实盟国。对比之下，北京的正式盟国只有三代世袭而成为国际笑柄的平壤，不免形单影只（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国”）。

更有力的是华盛顿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软力量”。美国传媒纷纷宣扬奥巴马这次出访四国都是民主国家，明显突出了华盛顿以民主和人权代表的“共同价值观”来制约和围堵中国的策略，并且收到相当的成效。

但是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看到以道德价值作为大国政治武器，却是亚洲的地缘政治传统，也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政治秩序的有机部分。

以1592年爆发的万历朝鲜之役（壬辰倭乱）为例，在日本全面入侵之下，朝鲜面临亡国之危，国王宣祖已经准备逃亡中国。明廷以“兴亡继绝”作为抑强扶弱的道德宣传，援朝抗日，获得了从琉球到东南亚的周边邻国支持，明朝远征军中包括了缅甸和暹罗（泰国）部队。这在军事上固然像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盟军”一样属于点缀，却代表了中国领导亚洲政治秩序的道德权威。

这种抑强扶弱、兴亡继绝的道德宣传游戏，被主导亚洲大陆的初唐政权玩到极致，唐高宗居然在西域册封了一位“兴昔亡可汗”和一位“继往绝可汗”，成为唐朝全面控制中亚的先声。

美国最新出版了一本关于唐代族群认同的专项研究，笔者受邀为其撰写书评，详读了书中突出的唐人文化和道德价值认同，而并非今日“愤青”的狭隘民族主义。唐代成为世界性大国，离不开这种文化道德上的号召力。

由此上溯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两汉。中国传统的尊老“孝道”，是汉政权强大的“人权”宣传武器，使得“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政权受到很大的道德文化压力，而被迫东施效颦。无独有偶，“孝道”也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在从小亚细亚一路远征到中亚和北印度时，对付“野蛮人”的文化武器，说明即便在古代，道德权威仍是确立政治控制和秩序的重要工具。

总之，东亚的传统政治秩序，在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霸道”之外，更有建筑在当时“普世”道德文化价值上的“王道”。中国在经济实力飞速增长之下的亚洲外交困局，说明北京在道德权威上的内外赤字和被动局面，是亚洲向传统政治秩序回归的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