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时在六四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致词。

曾慧燕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向前”。为了历史不能忘记过去，为了未来只有不断追求。杨逢时坚信，历史终将记住那些忍得住寂寞、守得住良心底线的人.....

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艺术总监杨逢时，知道她是中国大陆首位女音乐家在美国获得作曲博士学位的人不多，但提到芝加哥年年六四烛光不灭的音乐会，却广为人知。20年来她几乎每年都以举办六四音乐烛光晚会来纪念六四，以烛光唤醒良知，用音乐歌颂生命，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关注。为此她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天涯有家归不得”。

是什么力量支撑她20年如一日举办六四音乐会？明知“吃力不讨好”，为什么还要以“执著的风追不散的云”？

杨逢时说：“六四已经成为我心里的一种负担；这些年来，我一直存放一份天安门部分遇难者名单，每当看见这些陌生的名字，我就禁不住想到他们的家庭，失去儿子的母亲，正在向世界呼吁不要忘了他们。”

她又说：“我无法忘记这些本不该逝去的年轻生命，无法忘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至今仍不能公开表达他们对死者的纪念。天安门的悲剧打开了我的视野，撞击了我的心灵，使我从此猛然觉醒。”

她每年用举办音乐会的形式纪念六四，有人好心劝她不要“卷入政治”，更有人恶意谩骂。她说：“我是个音乐家，不懂政治，能力有限。但我深信，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我能用音乐来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关注，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希望我的这种表达方法能引起更多朋友对六四和六四难属的关注。”

杨逢时表示，因为六四，不幸的人们失去了一切。“同样因为六四，使我们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当时八万留学生因此拿到六四绿卡，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她感叹，作艺术家难，作一个人格高尚完整的艺术家则更难。“我可以放弃我的音乐生涯，但我绝不可能用灵魂去做任何的交易，这就是我的人格，这就是我生活的准则。”

■九九交响诗 如生命之歌

1993年她创建东西方音乐艺术团(www.geocities.com/emwmusic)，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演出团体，她“立志用音乐艺术搭起东西方的桥梁”。作为该团的音乐总监，在过去16年，她带领乐团在芝加哥地区举办很多次大型音乐会。“我们的节目赢得社区高度的评价与支持”。

而在过去20年，杨逢时几乎每年6月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有乐队与合唱，有诗歌配乐，有独唱与室内乐，也有短剧与演讲。

“执著的风追不散的云”，是杨逢时在六四11周年的心声。

1999年，她的大提琴协奏曲《九九交响诗》面世，读著这部花了她一年多心血的大型音乐作品，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说：“当我终于把最后一个音符落在五线谱上，天空已经泛白。此时，正是1999年6月日的清晨。十年前的那一刻，我们曾为天安门震撼世界的一幕悲愤欲绝；十年后的今天，一切似乎是烟消云散。但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怎能轻易忘却！”

她指出，“《九九交响诗》是一首缅怀之歌，一首希望之歌，更是一首生命之歌，以及一首青春的赞歌。“音乐把我的心与那些受伤害的家庭紧密连在一起，我要用音乐告诉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更要用音乐来告诉我的故乡：我仍在日夜牵挂著你。”

她说：“年复一年，多少人为向往自由而付出个人生命，多少人为寻找光明而失去人身自由。我们留了下来，有幸留在这片本不属于你我的国土上。曾几何时，我们问过自己，你从何来？曾几何时，我们问过自己，你为什么能留下来？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当我们在此尽情享受民主社会带来的权益时，又岂能忘却自己的同胞曾遭受的苦难、付出的代价？又岂能不为那些失去自由、献出生命的人们呈上一份关怀一份爱！”

有人对她说，你是音乐家，何必管政治？她说，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人若没有了良心，生命就失去价值；艺术家若没有良知，创作则失去了灵魂……“我要把心中的歌唱出来，献给那些活著的与死去的、勇敢的年轻追求者们，献给每一位热爱生命珍惜自由的人们。”

■付出代价 不得返乡探亲

一年一年过去，杨逢时为她的良知付出代价，成为她深爱的祖国“不受欢迎的人”，失去回国看望亲人的自由。2000年秋天，她准备回上海看望当时八年未见面的84岁父亲，他生病住院，健康每况愈下，可她的签证却被拒绝，几个月过去了，她一次次的询问如石沉大海。

转眼已是六四事件12周年，2001年的夏天，她问自己：“是否还应继续纪念这个日子？”回答是肯定的。自己失去回国看望亲人的自由，使她对别人的痛苦有更深切体验。“专制主义也许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身体，限制一个人的行动，但绝不可能控制一个人的精神，限制一个人的思想；它也许可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但绝不可能剥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爱心。更重要的是，它绝对不可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滥用权势，企图恫吓人们赞颂生命的自由，这份我视为最珍惜的并愿尽全力捍卫的自由。”

那一年的6月3日，她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率领东西方音乐艺术团献演纪念“六四”12周年的音乐会--“纪念六四─天安门”。

“当音乐开始的时候，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不知何时我的音乐才能在故乡演奏，不知哪年哪月我才能见到年迈的父亲。但深深的祈祷给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只要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勇敢站出来为真理呐喊，为自由与正义奋斗；只要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坚持原则有勇气地生活，这样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20年过去，天安门前那一幕幕血腥的悲剧，在杨逢时的脑海无论如何挥之不去。“因为这场悲剧，在中国还有无数的家庭，20年来一直忍受著不公平的待遇而艰难活著。”“因此，我要用我对音乐的热情来表达我的感受--上帝珍惜每一条生命。追求自由是全人类每一个种族及每一个民族应有的最基本权利。崇尚生命，成了我音乐创造最基本的灵感。”

■这边掌声响起 那端枪响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现在杨逢时高龄92岁的老父仍健在，她的母亲却在今年5月辞世，她为不能在母亲病重时侍奉膝下伤心、遗憾，也为不能在母亲走到人生终点时送她最后一程而自责，但也为“保持自我完整的人格与纯洁的灵魂感到自豪”。

她是作曲家、指挥家、钢琴与竖琴演奏家。她从来未曾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一个用心血与热情在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音乐家，会被关在自己故国的大门之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杨逢时出生于上海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从幼年开始，音乐似乎就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然而在那最灰暗、混乱、悲惨的文革年代，童年没有色彩，音乐没有灵性。但在父母引导下，她走进音乐的殿堂，开始接触西方古典音乐。“自从父亲给了我第一次钢琴课，音乐就伴随著我的成长，至今我已经离不开它。”

带著摘取最高学位桂冠的理想，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作曲系深造，1990年获博士学位，本来希望学成归国。但是，1989年“六四”的枪声响起，天安门前的坦克，辗碎了她的心。

“当得知六四惨案发生，夺去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时，我哭了。当时的我正在写毕业作品《幻想序曲》，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时刻，这首曲子就献给天安门的勇者们，藉此颂扬追求自由的‘天安门精神’。我的生活也从此发生本质变化……”

六四事件改变杨逢时的人生轨迹，她决定留下来，“留在这片崇尚自由的土地，这片为每个人提供实现梦想和机会的土地”。

2003年5月，杨逢时获第11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从芝加哥到纽约领奖时，她发表“为了一个不用再给我授奖的明天”的演讲，在场听众为之动容。

她重申，她是个音乐家，不懂政治。1989年，就在北京下达“戒严令”的那一刻，她正坐在芝加哥大学古老典雅的音乐厅内，思绪纷乱地等待她的作品首演结束。或许是偶然的巧合，或许是心灵的感应，作品的标题《追寻》，恰如其分吻合她当时的心境。“虽然相隔万里，一个寒窗苦读的海外学人，却与餐风露宿的天安门学子们心心相印。同样的期盼，同样的追寻。”

■追寻归向永恒 生命平等

她说：“六四的枪声使我猛然醒悟，让我从此看清共产专制的罪恶。无数逝去的英灵，震撼了我的良知，使我那游荡的《追寻》终于归向一个永恒的主题--上帝珍惜每一条生命。十几年来，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女的家庭与哭干了眼泪的母亲们，至今仍无法公开表达他们的感情和对亲人的思念。正是因为六四，八万海外学人有幸留在这片自由国土。享受著天伦之乐的我们，为‘天安门母亲’说句话，只不过是一个人起码良知的自然表白。……”

■不用再为我授奖的明天

杨逢时说：“今天，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这一心灵的沉重似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又加重了几分。独立思考、说真话、讲良知，本是每一个文化人应具备的最基本品格。在一个驱除专制阴魂，人人都能坦坦荡荡做人的世界里，还需要给一个具有‘基本品格’的人授奖吗？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被专制阴魂扭曲的时代。我的童年，就是在充斥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教中度过。那是一个让人为了一根木头不惜生命的时代，一个让人把大脑变成螺丝钉的时代，一个指鹿为马、歌功颂德、没有怜悯、没有爱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奖的存在，是对人性的召唤，是向专制的挑战。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被平等珍爱，每一个城镇村落都被自由与尊严沐浴时。我相信，万人杰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为这个奖完成了它最终的历史使命感到欣慰。”

“我，在此接受这个奖，为的是那些为自由逝去的英灵，为的是让14年前那些不辞而别的殉难者们留下他们的声音，也是为了一个不用再给我授奖的明天。”

到纽约领奖期间，杨逢时特地去瞻仰纽约世贸大厦遗址。当看到几千个“九一一”遇难者的名单与废墟上矗立的十字架时，她流下了眼泪。“我想告诉这些遇难者们，你们并没有随大厦的塌陷而缈无踪影，无论你昨天来自何方，你们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天安门，总有一天，天安门前也会竖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所有六四殉难者的名字及每一个被专制铁蹄摧毁的生命，都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墓志铭上。”

每年的六四音乐会，杨逢时都要花很大力气去筹备演出场租、联络演员等各种繁琐事宜，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随著中国经济起飞及时光流逝，不少人淡忘了六四，也有一些人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她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她并感谢自己同为作曲家、现从事IT行业的丈夫汪成用的理解和支持，汪成用一直无怨无悔默默支持妻子，让她没有后顾之忧，多年如一日举办音乐会。

每年六四，杨逢时都要在音乐会上发表一篇演说词。六四15周年音乐纪念会，她发表题为《愿生者在音乐中昂首，愿死者在音乐中安宁》的讲话。

她说：“去年10月，我意外收到被称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们本不相识，从网上看到您和余杰等人获得本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的消息，才知道您的名字。之后不久，余杰自美国返回国内，带来一卷颁奖仪式的实况录影。那天下午，我们是怀著极其沉重的心情看完录影的，因为有关您与余杰的画面及介绍，都涉及到19年前那场大屠杀。我已经很久不在人前落泪了，但这一次却无法自持，想想当今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感觉自己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被厚厚的尘土覆盖得难以辨认、也难以寻觅了。只是我依然相信，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保留著人性光辉的世界。我把您和余杰的两份答词印发给在京的一些难友，好让他们分享这份人间的真情与抚慰。您的答词我默默地读了许多遍，在我不能不面对的这块令人心寒齿冷的国土上，您的答词给予了我难以奢求的温暖与理解。”

■等待公正、同情与理解

丁子霖在信中还说：“明年就是六四15周年了，如果我的难友们能在祭奠死去亲人的时候聆听到您的音乐，那对他们将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这封信从此成为杨逢时的一份负担，“一份对死者，也是对生者的负担”。这些年来，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在苦苦地等待。等不来公正，他们等待同情，等不来同情，他们等待理解。

杨逢时感叹，“在当今社会，究竟有多少人能给予这些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们，最起码的关注？我们已退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人性。在这里，理性显得无力；从这里，灵魂开始倾诉。在语言无法到达之处，是音乐的起点，超越了理性，超越了语言，为艺术注入了灵魂。在一个生者不能为死者哭泣的时代，我为没有灵魂的‘艺术’感到耻辱与悲哀。”

为了卸下心头的重负，在乐团同事及朋友的帮助鼓励下，杨逢时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的奖金作为基本费，制作了一盘“六四音乐纪念光碟”。她希望把海外华人的关怀与爱，透过光碟送到每一位六四难属手中，并告诉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也告诉所有生者与死者们：“人的尊严不可辱。只要关卡拦截不住空气，只要高墙无法阻止电波，就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我们追求自由、崇尚生命的音乐。”

在六四16周年的音乐烛光晚会上，杨逢时以《构筑墓碑的砖石》为题说，“六四”发生在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而前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维奇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创作于一个没有史达林的“史达林时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萧斯塔维奇这个经典之作最后一个音符在纸上落笔时，他却打算服安眠药结束他的生命。“因为，一个疲惫扭曲的生命已无法承受这个作品的主题--献给在法西斯迫害下的殉难者们”。萧斯塔维奇特别说明，他即是殉难者中的一员。

■用音乐立碑 悼念死难者

萧斯塔维奇在创作中不时流泪，为了那些在流放中销声匿迹的亲朋好友，为了无数在专制恐怖中尸骨难收的荒野孤魂。到哪儿去建造一座纪念他们的墓碑呢？他说只有用他的音乐。“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建造墓碑的一块砖石，死者的英灵，便在滴血的哭泣中刻入流动的碑文”。

杨逢时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死难者的队伍在刽子手得意的狞笑中不断壮大，悲剧仍在有声有色地继续。健忘者一身轻松，悼念者倒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重温萧斯塔维奇以生命为代价的悼歌，本身构成了悲剧的一部分。因此，在六四16周年之际，她以萧斯塔维奇的第八弦乐四重奏献给六四遇难者，及每一个被专制铁蹄践踏了的生命。“请记住，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是构筑墓碑的一块砖石”。

2006年六四17周年，适逢“文革”40周年，杨逢时在音乐烛光纪念会的讲题是《流亡者永恒信念的序曲》。她谈到，六四与文革，17年的步履，40年的跨度。死者尚未瞑目，生者已然憔悴。当悲剧在它发生的国度成为禁忌的话题，似乎只有一条路能通向思想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就是“孤独的流亡”，“拒绝了出卖灵魂的契约，你别无选择。”

她说：“今天，让我们走进流亡者的驿站，卸去肩头的重负，互相问候，互相倾听。”

被称为“20世纪最后的浪漫主义”的俄国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是同代人中的“流亡精英”。杨逢时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序曲做音乐会的开场白，以告慰40年来无数被专制政权涂炭的生灵。“虽然浪漫主义已不属于当今过于现实的世界，而我却愿意把它理解为不朽的理想主义。我相信，无论流亡何方，你无悔的追求将写下流亡者永恒信念的序曲。”杨逢时说。

六四18周年是“反右”50周年纪念，杨逢时在音乐烛光纪念会上的讲题是《让每一个数字都充满生命的意义》。她说，每年六四前夕，她的一位犹太裔朋友都会打电话问候。那一年，当她听说六四距今已有18年，片刻沉默后，她略带伤感地说：“你知道吗，18，在希伯莱文中与‘生命’同义。”

杨逢时不禁想起，18年前的6月4日，多少鲜活的生命曾无声地被黑暗的长夜吞噬。“如果说，六四的英灵至少留下了供后人悼念的日子，更为悲哀的是，在反右中丧生的右派们，却没能留下半声喘息。唯一记录在案的，是这场浩大劫难的起点。50年前一页发黄的日历，揭开了一场毁灭一代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他们的生命在劳改营里化为尘土，在戈壁滩上为野狗果腹。由是，365天中的任何一天，都是他们的殉难日。你可用50之内的任何一个数字，纪念某一个无名右派的蒙难。”

■悲剧 在成串数字中麻木

她指出，18，在一个经历了外族大屠杀的民族的语言中象征著「生命”，但在一个本民族自相残杀的被称为5000年的古老文化中，却没有任何数字与“生命”有联系。每一个数字都可轻易地把无数个生命送入终点，悲剧已在成串的数字中麻木。

“今天，我们纪念18，我们纪念50。让我们纪念任何一个数字，因为在任何一个数字的背后，都可能隐匿著千万人的生命。愿上帝的怜悯与爱，能早日使中国的每一个数字都充满生命的意义。”

2008年的六四19周年音乐会，也令杨逢时难忘。5月12日刚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给参加六四音乐纪念会的200多名与会者们带来双重悲伤。悲情之中，这些“执著坚持记忆、拒绝忘却”的悼念者，又一次点燃缅怀殉难者的烛光。

乐团在杨逢时指挥下，分别演奏了她多年前创作的《半个月亮》和她与丈夫汪成用新近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奇异恩典》。在《半个月亮》演出前，杨逢时说，此次的演奏特别献给在四川大地震中丧生于废墟下的千万个孩子们，和在六四时遇难的年轻学子。“愿烛光与音乐把我们的哀思送向千万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和失去了儿女的双亲”。

今年5月31日晚，由东西方音乐艺术团主办的“天安门六四”与“柏林墙崩溃”20周年音乐烛光晚会，在芝加哥西郊的北中学院新建的音乐厅举行，约四百多人出席，是历年听众较多的一次。

杨逢时在六四20年音乐会上发表有关自由的讲话，她说：“自由是艺术的基石；自由，是生命的灵魂。我含泪倾听了我所崇敬的前苏联大提琴家罗斯托科维奇在残墙断壁下的演奏，仿彿是他在用音乐告诉我他一生追寻自由的心路历程。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并未使他屈从强权，柏林墙的崩溃是他新生命的开始，在被高墙隔绝的人民重新团聚的那一天，他在墙下用一曲古老的巴哈奏鸣曲与无数为追求自由而丧生的亡灵交谈。”

杨逢时期待，当北京的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她也能像罗斯托科维奇那样回到她的故国，在天安门的城墙下为争得了自由的亿万同胞演奏她的《自由颂》。到那时，“我相信，所有不屈的流亡者，都能有尊严地回到养育了我们的那片土地上，共同奏响生命与自由的乐章。”

■执著20年 献给生命勇者

音乐会演唱杨逢时、汪成用夫妇创作的新曲《自由在召唤》，这首歌曲由瑞柏合唱团和非裔歌手Cynthia Carter用中英文共同演唱，感染全场。当最后一个音符飘荡在芝加哥北中大学WENTZ音乐厅上空时，全场四百多位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杨逢时多年来为坚持真理、追求自由、崇尚生命付出艰辛的努力和顶住巨大压力，在此之前两周，她挚爱的母亲在中国猝逝，她承受丧失亲人的沉重打击，在无数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支持鼓励下，她顽强地撑了过来，为六四20周年音乐会画下完满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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