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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移民海外逐渐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少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如《南方周末》在《聚焦精英移民海外潮》所披露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与这些现象相一致，据动向杂志4月刊报导，二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份关于干部家属在港澳特区和国外定居情况报告。该报告披露：截至二OO五年底，中共干部配偶、子女，在港澳和外国定居者已达一百十八万七千七百多人。除了已经移民的中国官员家属以外，据统计中国还有数目达八十万之巨的官商群体计划移民。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 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 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在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公职人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分散统计与估算，海外中国移民被认为是国际上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已达到3500万人，约为国际移民总人数18.3%。 这些信息直观地指出了中国当下的困境：中国的移民输出与移民输入极端地不相称，而且有为数巨大的精英群体不断移民出国。作为一个政治稳定、没有战争威胁而且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为什么如此多的国民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也要也要移民海外？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社会的多重矛盾和困境，这才是真正引发中国现阶段大规模、跨阶层、群体多样化的移民浪潮的根本原因。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法律资源、生态环境等等，这些作为正常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资源，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或者可利用程度在不断减少，其稀缺性与公民不断增长的要求和期待构成了日益明显的矛盾性。稀缺性未必指量少，还暗含了有效性的缺失。如教育资源的总量的确增长了很多，但其质量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指责，声誉几十年来不断降到更低的水平。另外，历史性地看来，公共资源未必都是在本阶段才逐渐变得稀缺，譬如文革时期，除了生态环境，以上主要指标的水平都较现在更低。但正如李普塞特指出的，人们总会在情况稍微好转而非最恶劣的时候表现出不满。假如人们处在一种看不见变革可能性的环境中，那么这种环境下的稳定的贫困甚至可能滋长保守主义。 因此现在人们不再容忍可利用公共资源的持续减少和质量降低，并且这个问题还一直被公共媒体所审视和突出，进一步促使了类似观念的产生和巩固。正因为政治环境的松动，舆论的相对自由化，信息的传播让人们可以横向比较而不再是纵向比较，以及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促成了移民现象。
中国主要的移民群体，除了留学生，其余的主要群体如公职人员，私营业主，中产阶级，他们都属于标准的体制内成员或者从体制获取了绝对数量正收益的群体（由于公权力的扭曲和滥用，中国成功的私营业主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与体制内成员进行灰色交易才能生存下去）。在一个国家中，他们处于社会上层或者中上层，占据了相对多数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如果横向比较，中国上层群体占据的资源比例绝对性严重失衡，如经济方面可以用财富集中度这一要素作为衡量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 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社会资源与政治资源，没有可见的标准可以参考，不过鉴于中国公权力的高度垄断的最大特色，政治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应该更加严重。当中国上层或者中上层的群体放弃本国国籍加入移民大潮时，他们还负担着另一种机会成本：即放弃体制内收益的损失。申请和办理移民的巨大经济成本，作为隐形成本的生活习惯、文化环境的巨变以及体制内利益的失去，这些损失的综合仍然小于移民可获得的收益，否则人们不会作这项选择了。从这一角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移民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通过正常与非正常手段，用国内的资源来换取分享发达国家更高水平的公共资源的机会。
除此以外，由于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旧意识形态效力的丧失和价值真空，普通民众的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特别强烈，以回归毛泽东式统治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迅速兴起。这一思潮并非对毛泽东治国策略和手段的理性的扬弃，而是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的增长。它很难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层面的、可以理性评判的“思想”：它不是对于未来的批判性的构想，而是对现实暴力的合法化。与极左思潮与民粹主义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底层暴力的迅速蔓延。极左思潮，就其辩护人的主要观点看来，暴力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和最自然的后果。同时，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一系列重大刑事案件与社会案件如袭警、屠童，持有极左思想和民粹主义的网民往往高度统一地为凶手做出辩解并给予赞赏：极左主义者与极端暴力主义者，在现实事件中可能并没有事实上的分界线，尤其当前者所持有的革命意识形态最终只是最大程度地动员了社会暴力资源时。当前的极左思潮甚至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与对未来的理想化建构，仅仅只继承了暴力革命的手段。它与其说是马克思式的，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式的：有革命而无思想，有暴力而无批判。它实际上的唯一任务就是将暴力合法化，作为对整个社会底层之外的所有阶层的报复。它的源头来自于不公平，但它所要报复的对象却比引发社会不公的对象范围大得多，如2010年以来高发的各种屠童案就是典型。当然，作为其预计报复和清算的主要目标人群的，首当其冲还是权力阶层和富人阶层。整个社会被分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非此即彼，不是同类就是敌人，所有的“恶”都完全地被给予了富人，对后者的所有暴力行为都理所应当地占有绝对的正义性和道德优势。现实正以社会的日渐溃败与底层不可遏制的暴力化倾向来证明了它的感染力和动员能力。
中国在后三十年的执政历程中确立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合法性基础，而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GDP会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很早就出现了问题，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只是外来促发契机之一而已，充其量使经济问题的暴露提前罢了。如果人们过去并没有感受到国内经济危机的存在，不过是因为危机早已日常化、普遍化：农业长期的萧条，就业率持续下降，民营企业不断被挤出，人民消费水平低迷不振，经济结构扭曲……经济绩效的下降不可避免地使以经济为纲的政策遭到广泛的质疑。一方面是各领域的问题不断积累，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国民的焦虑感越来越明显——2012现象正是所有中国公民对于未来焦虑感的最突出也最富戏剧性的外在表征。不过，中国总体上只有少部分人可以选择避开这种焦虑和压力，即前面提到的几个主要移民群体：公职人员、私营业主、中产阶级。虽然留学生没有立即加入移民群体，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人会在往后一段时间里完成移民入籍。这些移民属于感知到了可能的危险并有能力规避和改变的群体，他们共同组成的移民大潮最尖锐地暴露国家内在的问题。并且，其他没有加入移民行列的人们不是没有意向，而是没有实际条件移民。
大面积的、持续性的社会上层或者精英群体成员的流失，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移民大潮中的公职人员是遭到最广泛质疑的群体。按照一般的正常工资水平，他们基本上绝无可能拥有支持他们全家人移民海外的巨额财富。对所有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他们携带了偷窃的国家财产逃离中国了。另外，部分非正常地从体制获取了大量灰色收入的私营业主群体也应该对现状负有责任，然而其非法行为的根子还是在于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所以这里主要谈论公职人员群体的责任。这些人原本应当为他们犯下的所有过错，从滥用公权力侵害弱势群体，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违章审批和各种决策失误负全责——正是这一系列行为持续不断地使所有民众承受着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但是，明显缺乏约束与惩罚的现行制度最大程度地、无条件地免除了他们的责任，并为其创造了规避方法：移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过三次移民大潮：文革结束以后，90年代初期和现在的移民热。过去的移民热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规避以及异议人士寻求安全的言论和行动空间，总体而言是与社会主流有分歧的的相对边缘群体的个人选择。但是这一次的移民高峰则是各阶层、各领域的人群集体性入籍他国，作为主体的是社会中坚力量、精英群体和广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相对国内的绝大多数民众，移民出国的群体大多有着更好的经济基础，即他们在一个社会中属于获得了绝对性正收益的群体。他们的选择深刻地表现了二十年来统治阶层核心政策的失败：以让渡经济利益为前提，换取民众的沉默的顺从，至少不要做出公开的反抗。如果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群体，包括统治集团内部成员，都开始用已有的财富换取移民的安全感和其他有利因素，那么这个政策是绝对地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除非转变基本的治国思路，以选举合法性开始构建政权基础，进行全方位的彻底的改革，否则国家政权和社会必然走向无法挽救的崩溃。也许这种预测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所有的原因已经在作为先找的移民现象里表现出来了。
(寻求安全感的中国移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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