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民主进步党主席、行政院长谢长廷，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至十日间，以出席北京国际调酒协会主办之世界调酒大赛为名，在立法委员李应元、赵天麟、云林县长苏治芬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曾经是党提名之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又为当前民进党最大派系谢系的精神领袖，谢长廷的登陆，其历史意义与政治效应自非政治孤鸟许信良的往返两岸之间可比，它代表了民进党内部份势力对於参与两岸关系议题设定与管理的高度兴趣，以及寻求与对岸在两岸关系定位上展开对话和凝聚共识的期待，其目的在於去除台湾人民乃至於国际社会对於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能力的疑虑，建立信心，为民进党重返执政铺平最後一里路。由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於谢长廷返国一周後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进党高层登陆，该党之支持者认为对於两岸关系有帮助者达到百分之六十三，显然多数乃乐观其成。
谢长廷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之间本来存在君子协定，由苏贞昌邀请谢长廷出任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作为民进党内各派系关於中国政策共识的最高协商机制，但当谢长廷孤军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内议论纷纷，竟成进退失据之势之後，苏贞昌态度乃日趋暧昧，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成立不断推迟，甚至连日後是否仍由谢长廷主持掌篆，恐怕还待看政治风向。不论谢长廷究竟是功高震主抑或是过街老鼠，都可能与该一职位失之交臂。
谢长廷此行如履薄冰，明知前山有虎，後有追兵，党内同志观望徘徊，国内政敌冷嘲热讽，何以仍旧千里独行，原因但在除了适当时机之判断，盱衡个人的政治生涯以及民进党的政治前途，恐已别无选择。在个人，谢长廷自二零零八年败选宣布退出台湾政坛，在国内已自绝於复起更上层楼，今後只能为追求自我的历史定位而奋斗，既然如此，则就不必在意一时之谤誉，而当全力企求在两岸关系的突破上有所贡献；在民进党，面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手夹杀，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够协议〉签订後更加密切的两岸交流和政治经济纠葛中逐渐形成的两岸民间社会和利益共同体，乃不能继续以冷战思维来拒绝中国，自怜自爱地陷溺在媚俗的反中自闭情绪中，成为两岸官方和民间关系网络中的他者，而必须为台湾在东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整、中国大陆爆发民主大变革时的两岸和平、乃至於全球和两岸华人社会连带的重建中，找到维系国家永续发展之安全稳当和坚强有力的支点。所以民进党的重返执政，不仅要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也要争取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的支持或至少不杯葛，当然，更要让美国、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於现状下国际势力均衡的维持感到放心，而不致轻易起心动念介入干预台湾政局。
而对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在领导人世代交替的当下，如何让权力的转移安然过渡，是十一月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後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统治正当性基础打造的第一步。台湾问题对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寡头统治和大一统局面的延续乃深具颠覆性，因为台湾的法理独立，将有可能诱发中国少数民族和各省区的民主独立运动，因此，控制台湾此一变数，有助於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崩溃的风险。二零零五年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连战承诺国共联手制台独，双方签订〈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并为国民党纳入政纲，二零零八年五月以後成为国民党政府政策。国共即通过作为两党对话平台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架空民进党政府，而共同管理和主导两岸议题，共产党也就藉由国民党的代理，实际插手台湾内政，介入台湾党争。无可否认，国共依此共同打造出两岸和平发展之历史机遇期，对於两岸的经济与文化统合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并且迫使台湾提前面对政治议题的思考，确实是胡锦涛一代在对台工作上的成就。但福祸相倚，国共的合作则也扩大了民进党与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当台湾民主已经巩固，政党轮替成为常态，难保民进党执政後不会推翻两岸现状，如此一来，共产党十年的苦心经营，岂非功亏一篑？基於政治风险管理上的需要，为後马英九时代未雨绸缪，与民进党展开接触、对话和互动，寻求谅解和互信，於稳定两岸关系和中国政局，乃有其必要。
谢长廷此行意在破冰开展，亦力求尊严和透明，以避免落人口实，反而重伤两岸关系和个人政治前途。共产党的接待，可见其智慧，为下一波的交流保留余地，而未强迫谢长廷穿小鞋，对於谢长廷的立场和主张给予了一定的尊重。谢长廷公开在对岸倡议以「宪法各表」取代「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共产党并未制式反应式地发动意识型态机器认定其为台独而加以声讨，只是行礼如仪地重申八月国共论坛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贾庆林宣示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主张。反倒是国内许多人看到黑影就开枪，以为谢长廷是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宪法共识。谢长廷的宪法论述不过是〈台湾前途决议文〉的重新包装，同意「中华民国是台湾」，只是谢长廷对於进一步推动国家正常化的制宪正名时机有所保留、而他也坦诚〈中华民国宪法〉使台湾存在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而已。能够让共产党党政高级干部面对面交换彼此看法，正视差异，表达立场与思索超越之道，这是促成两岸共同搁置主权争议、又同时突出两岸两个宪法秩序并存的建设性实际行动，是谢长廷在两岸关系中追求基於两岸现实的和平稳定架构的一大努力，当然应当乐观其成，给予鼓励。
谢长廷前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康美镇铜砵村祭祖，则也在国内遭受若干批评，认为是在向文化中国认同的表态。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民进党〈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也揭示了「国家认同应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价值，所以，各族群自身的文化认同与其对於台湾的国家认同并无冲突。在这一点上，谢长廷的寻根之行确实对外传达出中国文化认同并无碍於台湾国家政治认同的讯息，更在历经文化浩劫的中国大地上表现出台湾人坚守传统美德的真诚，对照共产党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政治动员，不啻正质朴地展现出台湾人的文化品格吗？我也相信铜砵五常堂谢氏宗亲也是真诚地为他们远亲的到来表达欢迎和感到与有荣焉，不需要讥讽他们是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工具。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後的屈辱感太深了，那已成为民族灵魂的枷锁，刮得人心伤痕累累。谢长廷懂得光宗耀祖，也懂得拉拢民心，让中国善良的乡亲宗谊分享属於他和台湾的光荣感，成为他在中国大陆民间的第一批支持者，也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了共产党指控台独就是背宗忘祖的引信，而以具体的行动向中国人民说明，他主张两岸宪法各表和台湾主权独立的根本理由，就在於台湾人民对於立宪主义宪法价值拥有共识，而与两岸民族文化或经济上的差异无关。他又通过铜砵村男丁遭国军抓夫以致家庭破碎而留下寡妇村之称的事蹟，以柔软的语言和身段，沉痛地指控国共两党在两岸人民身上制造的罪孽。
现在中国大陆常住的台湾人据说有一百五十万人，台湾人每年来往两岸经商、求学、旅游则有四百六十五万人次，将近台湾五分之一人口，可以想见，两岸和平发展对於如此众多台湾人生计维持的助益。随着两岸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大陆资本进入台湾，台湾人受益於两岸关系的比例将继续升高。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台湾人的中国国家认同并无正向关系，换言之，台湾人的台湾国家认同乃与日俱增。可是，十年来的选举结果告诉我们，民进党虽然自我标榜为台湾本土政党，台湾认同者仍然未必将票投给民进党。在两党政治生态大致底定之後，国、民两党的得票率相差无几，以二零一二年总统选举为准，民进党只要能多争取到百分之三的得票率，大约四十万票，便可以胜选，然而国民党虽然政绩不佳，但民进党於二零一六年第十四任总统则未必稳操胜算，原因就在於台湾农业经济资本化和陆资大举入台後选民结构的变化。前者将会增加台湾农产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藉由契作采购便可能影响到农民选票，陆资入台後创造的从业人口，主要分布在受薪阶级。民进党的执政如果会使新兴的两岸概念产业人口感到不安，则他们就算不满意国民党的施政表现，也不见得会把票投给民进党，仅仅百分之三的得票率不见得能轻易转移。因此，将中国因素视为外部而非内政问题的思维，恐怕已不切实际，谢长廷主动表达对於两岸关系的重视和对於中国大陆台商议题的关怀，洞烛机先为民进党抢进两岸概念产业选票的决战高地，乃为民进党的重新执政制造出活眼，该一路线如果不要受到冷冻，其结构性的影响乃无可限量。
谢长廷在福建省厦门市隐讳地提到乐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并表示愿意提供台湾的经验。诚然，台湾的民主无法独善其身，如果中国大陆不民主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不透明的决策，将使其永远成为台湾民主和两岸和平的最大威胁。民进党与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和知识界的对话，是改变共产党污名化下中国大陆人民对於民进党误解的不二法门，也是台湾主动参与中国文明进程和民主化的机会。两岸和平不能单纯依赖共产党的善意，而应寄希望於两岸社会的和解，尤其促进中国大陆人民对於民进党立场的理解和体谅。谢长廷虽然被批评此行未与中国大陆民间非政府组织广泛交流，也未对於中国大陆人权议题有所公开地发声，也许因为形式上此行只是一次参观调酒大赛的旅行，未便负载过多与访问名义无关的任务。我们期待谢长廷能继续安排第二次的登陆之行，或者转进香港，而能够在名实相符或名正言顺的场合，面向中国大陆人民，像他当年在街头演讲从事台湾民主的启蒙一般，畅谈两岸关系和民主中国的未来。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是民进党之於台湾民主化不同於国民党的历史角色，之於两岸关系和中国民主化，作为民进党的创党先进，谢长廷更应当要善用民进党这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拉大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形象差距，对被压迫和受苦难人民给予关怀和支持，做那两岸历史浪头的弄潮儿，坚定地和两岸的人民站在一起，保卫台湾、也改变中国。
作者：曾建元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台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