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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耀洁
日期:11/28/2004 来源:观察 作者:杨莉藜

杨莉藜


如果不是读到加拿大《环球邮报》11月8日的报道,近一年来我一直以为高耀洁已经获得了自由。

2003年末,可以看作中国“防艾”的转折点。在以高耀洁为代表的草根阶层的不懈努力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卫生部终于在一份通报中承认“瞒报疫情严重”、“专家估计,感染者超过百万”。据官方资料,由中央财政划拨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也由2000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3.9亿。同时,大陆媒体也在上方授意下,一改对于高耀洁的蛮横封杀,使她从抗击艾滋病的幕后走到了前台。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将她评为“2003感动中国人物”,此后关于她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然而,这一切原来仅仅是假象——

河南血祸依旧黑幕重重,渎职者仍然逍遥法外

2003年11月,中共面对严峻病情,第一次不得不承认河南艾滋病泛滥的事实时,官方的报道说:“自1995年3月河南省发现首例HIV感染者至今,全省累计并报告HIV感染者6524例,其中现症病人1940例。”

2004年9月,河南省对既往有偿供血者进行普查,之后河南省卫生厅厅向媒体通报,目前河南艾滋病疫情经过重新确认: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人11815人。

现症病人从1940例上升到11815例,不到一年之间直线飚升了六七倍;HIV感染者6524例上升到25036例,不到一年之间直线飚升了近四倍,这并不是媒体所说的政府工作有方,真抓实干,而只是在掩盖艾滋病的实情上稍稍做出了退让。然而这个数字依然充满水分。

“两万多人?简直是在开玩笑!”高耀洁激动地说。高耀洁不相信,对河南的艾滋病状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

简单说来,这次普查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普查方法有问题。官方只对所谓当年的买血者进行普查,但当时的卖血者并没有严格的纪录,只是靠村民的自觉和基层部门的催促。然而由于十年来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变迁等原因,根本无法找到所有的卖血者。所谓“普查”其实仅仅是抽样调查,据笔者了解,媒体上所谓“逐户排查”完全是一种习惯性说谎。第二,普查对象定位有问题。由于民众缺乏艾滋病常识,过去的十年大陆的性产业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肆意泛滥,河南作为内陆贫穷身份,又是输出涉黄从业者的大省,如果当年的卖血者中有一个HIV感染者,这十年间被他感染的人群早已呈几何增长,因此,再去找这个最初的感染者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做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出河南省这次统计数字的虚假。1994年9月,四川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四川省艾滋病实际感染者已超过6万人,其中八成因静脉注射感染。90年代的“血浆经济”四川省并没有河南省搞得那么红火,而四川的数字已经达到6万,河南省却只有2万,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艾滋病带来的灾难比二战还严重。”高耀洁感叹着说。我知道老人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战争年代,我们至少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而面对日益泛滥的艾滋病,民众却在中共的层层封锁下对这场悄然到来的灾难茫然无知,直到病魔吞没了你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包抄了你所有生还的路。

善良的人们以为中共的作为只是羞涩讳医,担心病况毁坏了中共的伟光正形象,事实上远不止这样。拼命掩盖河南艾滋病事实的,还有中共内部一个对河南艾滋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腐败团伙。这个团伙目前最大的幕后黑手就是高踞副总理职位的李长春。就是在李长春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期间,发起了所谓“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致富,而李和他的下属又从血浆交易中拿到了大量回扣。李长春在江泽民的提拔下步步高升,河南的艾滋病真相也被他和他的团伙重重掩盖起来。

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采访中,高耀洁说,迄今为止河南没有一个官员因为渎职引发艾滋病而受到惩罚,甚至连一个立案调查的都没有。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官员的头上有着李长春这样的保护伞。据香港一家杂志几个月前的消息,河南省几位人大代表准备联名状告李长春,以期彻底揭开河南艾滋病的黑幕。然而,在中共的体制下,这样的诉状目前很难有什么结果。

为了掩盖河南艾滋病的真相,中共依然在靠谎言和暴力,对付深受病疼折磨的普通民众和民间艾滋病活动人士。据法新社报道,6月22日,数百名警察和便衣男子冲进上蔡县艾滋病重灾区的五龙乡熊桥村,打碎村民门窗,砸毁家具,殴打村民,至少十几个村民受到重殴,其中一位老者被打断肋骨和牙齿,最后又拘捕了13个农民。而对于高耀洁,他们则依靠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给了她一定的说话机会,以封堵国际社会的指责,另一方面又严厉监控她的言行,企图永远封杀河南滋病真相,从而逃脱正义的惩罚。

高耀洁依旧没有自由,仍然在以耄耋之躯抗击病魔和鬼蜮

虽然,高耀洁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中共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艾滋病的严重性,但她勇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共的谎言随时是一种威胁。所以中共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自由。她的家依然被警察监控,电话被监听,对艾滋病情况的正常调查也常常被骚扰。

《环球邮报》的记者采访高耀洁时,她不能直接让客人到家里谈话,而是要绕过警察的监控,搭上出租车,甩掉“尾巴”,到一个某饭店去见面。可是,“尾巴”最后还是没有甩掉,他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不远处又出现了两个便衣警察的身影。一个为人民福祉奋斗的八十岁老人,还要像反间谍工作者一样对抗中共的监控,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当年的“血浆经济”所冲击的不止是驻马店的上蔡县,商丘、开封、南阳、三门峡等地区血祸同样十分严重。当上蔡县的艾滋村情况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时,高耀洁开始到其它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发现新的艾滋村。她的活动常常被人盯梢,一些乡村的干部也在上方的授意下拒绝合作。

然而,高耀洁没有畏惧也没有退缩。当笔者担心在电话上谈河南艾滋病问题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时,她很爽朗地笑着说:“他们一直监听我的电话,没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

我为她的执著感到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中共蝇营狗苟于一党之私,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感到愤慨。如果一个执政党罔顾人民的死活,又容不得人民自己起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它还有什么颜面自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近十年来,为了帮助艾滋病人,高耀洁付出的太大的代价。为了救助艾滋病人、自费印刷、出版防治艾滋的材料和书籍,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老两口至今住在破旧的家属房里,自己最新的一件衣服也已经是十五年前添置的了。由于长年的奔波和劳累,健康状况也明显不如以前。她早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却要倾尽全力去关照本该由政府关照的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

河南官僚集团对于高耀洁的打压,也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一个女儿因此失去了工作,在重重压力下生计维艰,无奈只好移民加拿大。女儿不能理解母亲的作为,所以至今很少和母亲联系。高耀洁曾请求《环球邮报》的记者帮助找到她的外孙女。“她现在有15岁半了,”高耀洁提起孙女儿不禁老泪纵横,“我太想念她了。可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

在一个谎言弥漫的国度,良心尚存者谁不是异议人士?

大陆内外的媒体把高耀洁称为“人道主义者”、“中国的德兰修女”、“山东女夫子”等,但从来不把她称为异议人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确不是异议人士。她不像蒋彦永医生那样,既有勇气向世界说出SARS的真相,又有胆略上书中央呼吁平反六四。她关注的只是艾滋病的防治和艾滋病人的救助。然而,在一个谎言弥漫的国度,良心尚存者谁不是异议人士?高耀洁不可能像河南某些官员那样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一个艾滋病患者!”也不可能像有些所谓的专家那样,按照官方的意志去制造虚假数据。她是一个有良心、有爱心、有勇气的英雄,崇尚伯夷风骨,夫子情怀,这样的人面对谎言注定要成为异议人士。

事实上,中共内部的一些黑恶势力确实也曾经把她视为异议人士。他们指责她“揭了中国的疮疤”,“为海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在他们眼里,人民的生命仍然是粪土草芥,手中的权力才是压倒一切。为了压倒这位倔强的老人,他们依然有可能重操故伎,在适当的时间祭出所谓“勾结海外势力,诋毁党的形象”之类的杀手锏。

面对这些无端指责和黑幕重重的河南艾滋病真相,高耀洁从没有想到退缩,也永远不会退缩。“我和他们的观点不同,对于河南艾滋病,我有自己的资料,也有自己的看法。”高耀洁坚定地说。

高耀洁那求是、崇真、不畏强权的性格和中国虚假、阿谀、私欲横流的党风政风,注定了她前面的路上会有防不胜防的陷阱。对于这样一个以慈母之心关爱民生,赤子之情抗击虐政的英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她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


附:高耀洁小档案

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农村。

1950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

1954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河南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工作。退休前为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

1996年,开始致力于在民间普及防艾滋病知识。自编、自写、自费印刷的宣传品《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总印数近百万万份。

1999年,开始顶住各方压力对河南艾滋病进行调查,是揭开中国艾滋病黑幕的主要人物。

同年,开始救助爱滋病人和孤儿,先后捐款近十万元,用于帮助贫病交加的艾滋病人和孤儿。

2001年,高耀洁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亲往美国领奖。

2002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被列为第9位。

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

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塞塞”奖,此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高耀洁获得该奖项中的“公共服务奖”。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亲往菲律宾领奖。


——《观察》首发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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