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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莉藜
如果不是读到加拿大《环球邮报》11月8日的报道，近一年来我一直以为高耀洁已经获得了自由。
2003年末，可以看作中国“防艾”的转折点。在以高耀洁为代表的草根阶层的不懈努力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卫生部终于在一份通报中承认“瞒报疫情严重”、“专家估计，感染者超过百万”。据官方资料，由中央财政划拨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也由2000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3.9亿。同时，大陆媒体也在上方授意下，一改对于高耀洁的蛮横封杀，使她从抗击艾滋病的幕后走到了前台。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将她评为“2003感动中国人物”，此后关于她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然而，这一切原来仅仅是假象——
河南血祸依旧黑幕重重，渎职者仍然逍遥法外
2003年11月，中共面对严峻病情，第一次不得不承认河南艾滋病泛滥的事实时，官方的报道说：“自1995年3月河南省发现首例HIV感染者至今，全省累计并报告HIV感染者6524例，其中现症病人1940例。”
2004年9月，河南省对既往有偿供血者进行普查，之后河南省卫生厅厅向媒体通报，目前河南艾滋病疫情经过重新确认：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人11815人。
现症病人从1940例上升到11815例，不到一年之间直线飚升了六七倍；HIV感染者6524例上升到25036例，不到一年之间直线飚升了近四倍，这并不是媒体所说的政府工作有方，真抓实干，而只是在掩盖艾滋病的实情上稍稍做出了退让。然而这个数字依然充满水分。
“两万多人？简直是在开玩笑！”高耀洁激动地说。高耀洁不相信，对河南的艾滋病状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
简单说来，这次普查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普查方法有问题。官方只对所谓当年的买血者进行普查，但当时的卖血者并没有严格的纪录，只是靠村民的自觉和基层部门的催促。然而由于十年来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变迁等原因，根本无法找到所有的卖血者。所谓“普查”其实仅仅是抽样调查，据笔者了解，媒体上所谓“逐户排查”完全是一种习惯性说谎。第二，普查对象定位有问题。由于民众缺乏艾滋病常识，过去的十年大陆的性产业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肆意泛滥，河南作为内陆贫穷身份，又是输出涉黄从业者的大省，如果当年的卖血者中有一个HIV感染者，这十年间被他感染的人群早已呈几何增长，因此，再去找这个最初的感染者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做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出河南省这次统计数字的虚假。1994年9月，四川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四川省艾滋病实际感染者已超过6万人，其中八成因静脉注射感染。90年代的“血浆经济”四川省并没有河南省搞得那么红火，而四川的数字已经达到6万，河南省却只有2万，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艾滋病带来的灾难比二战还严重。”高耀洁感叹着说。我知道老人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战争年代，我们至少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而面对日益泛滥的艾滋病，民众却在中共的层层封锁下对这场悄然到来的灾难茫然无知，直到病魔吞没了你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包抄了你所有生还的路。
善良的人们以为中共的作为只是羞涩讳医，担心病况毁坏了中共的伟光正形象，事实上远不止这样。拼命掩盖河南艾滋病事实的，还有中共内部一个对河南艾滋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腐败团伙。这个团伙目前最大的幕后黑手就是高踞副总理职位的李长春。就是在李长春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期间，发起了所谓“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致富，而李和他的下属又从血浆交易中拿到了大量回扣。李长春在江泽民的提拔下步步高升，河南的艾滋病真相也被他和他的团伙重重掩盖起来。
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采访中，高耀洁说，迄今为止河南没有一个官员因为渎职引发艾滋病而受到惩罚，甚至连一个立案调查的都没有。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官员的头上有着李长春这样的保护伞。据香港一家杂志几个月前的消息，河南省几位人大代表准备联名状告李长春，以期彻底揭开河南艾滋病的黑幕。然而，在中共的体制下，这样的诉状目前很难有什么结果。
为了掩盖河南艾滋病的真相，中共依然在靠谎言和暴力，对付深受病疼折磨的普通民众和民间艾滋病活动人士。据法新社报道，6月22日，数百名警察和便衣男子冲进上蔡县艾滋病重灾区的五龙乡熊桥村，打碎村民门窗，砸毁家具，殴打村民，至少十几个村民受到重殴，其中一位老者被打断肋骨和牙齿，最后又拘捕了13个农民。而对于高耀洁，他们则依靠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给了她一定的说话机会，以封堵国际社会的指责，另一方面又严厉监控她的言行，企图永远封杀河南滋病真相，从而逃脱正义的惩罚。
高耀洁依旧没有自由，仍然在以耄耋之躯抗击病魔和鬼蜮
虽然，高耀洁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中共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艾滋病的严重性，但她勇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共的谎言随时是一种威胁。所以中共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自由。她的家依然被警察监控，电话被监听，对艾滋病情况的正常调查也常常被骚扰。
《环球邮报》的记者采访高耀洁时，她不能直接让客人到家里谈话，而是要绕过警察的监控，搭上出租车，甩掉“尾巴”，到一个某饭店去见面。可是，“尾巴”最后还是没有甩掉，他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不远处又出现了两个便衣警察的身影。一个为人民福祉奋斗的八十岁老人，还要像反间谍工作者一样对抗中共的监控，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当年的“血浆经济”所冲击的不止是驻马店的上蔡县，商丘、开封、南阳、三门峡等地区血祸同样十分严重。当上蔡县的艾滋村情况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时，高耀洁开始到其它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发现新的艾滋村。她的活动常常被人盯梢，一些乡村的干部也在上方的授意下拒绝合作。
然而，高耀洁没有畏惧也没有退缩。当笔者担心在电话上谈河南艾滋病问题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时，她很爽朗地笑着说：“他们一直监听我的电话，没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
我为她的执著感到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中共蝇营狗苟于一党之私，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感到愤慨。如果一个执政党罔顾人民的死活，又容不得人民自己起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它还有什么颜面自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近十年来，为了帮助艾滋病人，高耀洁付出的太大的代价。为了救助艾滋病人、自费印刷、出版防治艾滋的材料和书籍，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老两口至今住在破旧的家属房里，自己最新的一件衣服也已经是十五年前添置的了。由于长年的奔波和劳累，健康状况也明显不如以前。她早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却要倾尽全力去关照本该由政府关照的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
河南官僚集团对于高耀洁的打压，也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一个女儿因此失去了工作，在重重压力下生计维艰，无奈只好移民加拿大。女儿不能理解母亲的作为，所以至今很少和母亲联系。高耀洁曾请求《环球邮报》的记者帮助找到她的外孙女。“她现在有15岁半了，”高耀洁提起孙女儿不禁老泪纵横，“我太想念她了。可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
在一个谎言弥漫的国度，良心尚存者谁不是异议人士？
大陆内外的媒体把高耀洁称为“人道主义者”、“中国的德兰修女”、“山东女夫子”等，但从来不把她称为异议人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确不是异议人士。她不像蒋彦永医生那样，既有勇气向世界说出SARS的真相，又有胆略上书中央呼吁平反六四。她关注的只是艾滋病的防治和艾滋病人的救助。然而，在一个谎言弥漫的国度，良心尚存者谁不是异议人士？高耀洁不可能像河南某些官员那样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一个艾滋病患者！”也不可能像有些所谓的专家那样，按照官方的意志去制造虚假数据。她是一个有良心、有爱心、有勇气的英雄，崇尚伯夷风骨，夫子情怀，这样的人面对谎言注定要成为异议人士。
事实上，中共内部的一些黑恶势力确实也曾经把她视为异议人士。他们指责她“揭了中国的疮疤”，“为海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在他们眼里，人民的生命仍然是粪土草芥，手中的权力才是压倒一切。为了压倒这位倔强的老人，他们依然有可能重操故伎，在适当的时间祭出所谓“勾结海外势力，诋毁党的形象”之类的杀手锏。
面对这些无端指责和黑幕重重的河南艾滋病真相，高耀洁从没有想到退缩，也永远不会退缩。“我和他们的观点不同，对于河南艾滋病，我有自己的资料，也有自己的看法。”高耀洁坚定地说。
高耀洁那求是、崇真、不畏强权的性格和中国虚假、阿谀、私欲横流的党风政风，注定了她前面的路上会有防不胜防的陷阱。对于这样一个以慈母之心关爱民生，赤子之情抗击虐政的英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她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
附：高耀洁小档案
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农村。
1950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
1954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河南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工作。退休前为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
1996年，开始致力于在民间普及防艾滋病知识。自编、自写、自费印刷的宣传品《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总印数近百万万份。
1999年，开始顶住各方压力对河南艾滋病进行调查，是揭开中国艾滋病黑幕的主要人物。
同年，开始救助爱滋病人和孤儿，先后捐款近十万元，用于帮助贫病交加的艾滋病人和孤儿。
2001年，高耀洁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亲往美国领奖。
2002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被列为第9位。
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
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塞塞”奖，此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高耀洁获得该奖项中的“公共服务奖”。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亲往菲律宾领奖。
——《观察》首发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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