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蓓


【新世纪特稿2006年11月20日】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我的老伴何家栋在饱受几近半年的病痛折磨后，于北京同仁医院病逝，终年83岁。遵照他生前一再表达的意愿，后事一切从简，只有家人和单位领导做了简单的遗体告别后，已于10月18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老伴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曲折、多灾多难的一生，但也是睿智思索、值得骄傲的一生。他14岁就离开家乡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来到北平参加党的地下出版事业，建国后一直在工人出版社工作，是当年影响极大的《把一切献给党》、《革命母亲夏娘娘》、《赵一曼》、《我的一家》等书的实际执笔人，其中的两本至今还是百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普及读物。可就是这样一个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战士，命运对他来说又偏偏是那样的不公平，一生都充满着悲剧色彩。他22岁入党，到29岁时又被开除党籍；他15岁参加革命，34岁时又被打成右派；他满腔热忱、一心一意地要筹划编写“红色传记”，不料后来在为小说《刘志丹》担任责任编辑时，却被毛泽东定性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到了文革期间，我们一家人的境遇更是一言难尽，两个孩子也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岁月里遭迫害致死。等到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回到北京后，还没过上几年踏实日子，到了1984年，又因他任主编的《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而受到追查，被迫离休。尽管如此，老伴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依然无怨无悔，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有一次对看护他的子女喃喃说道：“我爱你们啊，但是，这能比得上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党吗？”这样炽烈如火的深情，这样九死不悔的挚爱，真可是用一片丹心可对天来形容的。

老伴20多年来一直患有青光眼、肺气肿等疾患，今年五月又发现患上了晚期肺癌，并且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去世前的一个多月里，有时他的神志已经不清，常常出现幻听幻视、自言自语的病症。但此时他口中所念叨的，大多还是与自身无关的国家大事，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啦，公民宪政啦，社会和谐啦，就这样一会儿一句地说着。乍听来他说得都像是梦话似的，其实都是自己头脑里蓄存已久的潜意识东西释放出来了。有几次，他好像又听到了“六四”的枪声，大喊“救救孩子”。他曾流着眼泪动情地说，政府应该造就和谐的社会，也不要跟政府对抗，不要跟共产党对抗，有些地方该妥协就妥协。不要再中国人打中国人，部队不要再杀人了。可以说，“六四”带给他的刺激很大，已成了他心口难愈的弹洞。“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知道，执政者能不能听到或听进一个老革命者的临终话语？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老伴曾写过一篇“未了的心愿”来纪念他。其实，老伴自己也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间里，他对我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看过，连你也没看过。为了让家人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为了满足老伴这个未了的心愿，为了在他身后能让亲朋好友读到他的文章并触摸到他的思想，他年轻的朋友丁东便承担起编辑《何家栋文集》的任务。我们家人和他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想法，把他的文字汇集成册，自费印刷，让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文章，那该是一件多么值得欣慰的事情啊！

可是，人生的缺憾偏偏就是那样无情！16日上午，丁东来电话说老伴的《文集》就要送来了，但没想到还没等到这一刻，老伴就与世长辞了。更没想到的是，这边人刚刚咽气，全家人正在痛彻肝肠、想着也可以将遗体与《文集》一起火化的时候，那边就传来印好的《文集》被查封的消息。更令人不解的是，17日凌晨，又传来了受老伴嘱托、协助编印《文集》的丁东遭到抄家传讯，电脑、日记和大量书籍、资料被没收的消息。这样的做法，无异是向死者家属伤口上撒盐，是一种的既不合法又不人道的做法！

就是这样一个“把一切献给党的右派”（杜润生的秘书姚监复语），为人作嫁的帮助别人编了一辈子书，最后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假如死者有灵，九泉之下又焉得安息？可以说，由于人为的因素，老伴的生前死后，都在继续演绎着自己的命运悲剧。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和老共产党员，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老伴的《文集》中的所表述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充溢着对社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表达出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另外，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与权利，并没有禁止“自费印刷、分赠亲友”这种“非卖品”的具体条文，而这种扣押查禁《何家栋文集》的错误做法，对党和政府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来说，也是一种亵渎与抹黑。因为和谐社会不能充斥有太多的未了的心愿。

我呼吁：经办此事的相关部门，应严格依法办事，立即归还所查禁的《何家栋文集》，并且给我们家人以及因此被传讯被抄家的丁东先生一个说法！这不仅仅是死者的一点遗愿、也是我们生者的共同愿望！


2006年10月20日于北京六铺炕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