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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何（上）
陈子明
（本文原题《祝愿老何早日康复》，前三节写完后送到医院，由老何的女儿念给他听过。由于中途有事耽搁，最后一节在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节与前三节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因此以前三节为上篇，第四节为下篇。谨以此文悼念何家栋先生。）
1991年春节前后是官方对我的一审、二审期间，我有机会见到妻子王之虹和两位律师，并托她们从秦城监狱带出了一批致友人的信件和贺年片。其中给老何（何家栋先生）的贺年片写的是下面的几句：
二十峥嵘四十疑，前人匍匐后人梯。
文痴情侠楚囚客，亦师亦友伯牙琴。
这里面包含了我当时对老何的认识和情感。1994年第一次保外就医时，我与老何曾在我母亲家中偷偷地见了一次面。1996年第二次保外就医后，之虹每个月去老何家好几次，频繁地在我与老何之间传递信息。2002年10月10日，在我领到释放证的当晚，老何与一批朋友为我摆席接风，这是在十三年后的第二次相逢。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个月都会碰头一两次。我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刻了，我对他的情谊也更加深厚了。但是，十几年前写的那几句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本文的骨架。
二十峥嵘四十疑
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对于老何的经历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凭想象，二十岁的他，正是意气风发地投身抗战烽火的年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峥嵘岁月还要提前五年。他未满十五周岁就虚报年龄，参军去打日本鬼子了。
1938年7月，老何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就报考了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三个月军训毕业后被授予准尉军衔，任见习参谋。第二年，他转到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后来晋升至上尉中队政训员。这支部队在平汉、同蒲、道清几条线上活动，专门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1940年，他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这支部队，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暂时栖身。第二年，他在从洛阳赴晋冀鲁豫根据地途中任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到达根据地后任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员，在文学组做新闻报道和编剧工作。
有一次，几个朋友与老何和王军涛的父亲一起过年。一个朋友说：在座的两位老人，是一文一武……我当即纠正说：不对，是二文二武。王军涛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军级高干，但同时也是政治学院的一名教员。老何的最后职务虽然是出版社和报社总编辑，舞文弄墨的老手，但他也曾是一名军人，既当过国军的上尉，也当过共军的小队长，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所谓“峥嵘岁月”，不一定是“少年得志”，“位居显要”；也不一定是“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主要是指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真理在握，正义在胸，为之不惜赴汤蹈火，舍生取义。“一二九一代”在抗战前线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峥嵘”的年华，“四五一代”则在天安门广场崭露了“峥嵘”的头角。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峥嵘岁月”，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如同其他“一二九一代”，老何青少年时代的“峥嵘”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巅峰。成为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美国的学界和日本的校园，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有活力甚至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当老何开始畅游知识殿堂和树立价值观的时候，左翼文化已经从精英层渗透到大众层，掌握了当时中国的话语权或者说文化“霸权”。在胡适和鲁迅都不同程度地倒向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情况下，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具有很强的理论鉴别力，是完全超越了历史条件的。老何写道：“左倾激进主义是时代思潮的主流，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追求的是光荣，是功业，而甚少受利益驱动。他们不过是‘争自由的波浪’，而党是它的潮头。这种活动所具有的神秘和阴谋色彩，特别吸引”青年人。
况且，抗战时期的中共，暂时收起了那套“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而挥舞着“新民主主义”和“宪政运动”的旗帜。李慎之先生在给老何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他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以为，即使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说的那些话全错了，马克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个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表现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解放（亦即自由）的学说，而这一点，恰恰不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离开了这个根本之点，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还有什么好说呢？”李慎之接受了老何关于“咱们”的党和“他们”的党的区分，他后来对朱学勤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老何则更加明确地主张眼下的共产党“分裂”，“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竿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面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
老何从小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因而也就是一个多疑善感的人。事实上，他一边“峥嵘”一边就产生了疑问。当他为中共地下党秘密工作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被吸收入党，只有他一个人被拒之门外。原因是他和一名党员有过如下的对话：“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于是地下党组织认定：何家栋怀疑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一来，老何就多当了五年“非党布尔塞维克”。
老何二十二岁入党，二十九岁就被中共开除党籍。但此时的他，在内心深处还维系着与中共的感情纽带，为了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中，作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但是，厄运仍然接踵而来。三十四岁，他作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的责任编辑，被株连成右派，行政降四级。三十七岁，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十九岁，他因为撰写和编辑小说《刘志丹》，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一员。四十二岁，因为康生的一句话：“《工人日报》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他作为“双料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被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此后的十三年，他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作品，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胡绳的《八十自寿铭》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胡绳的“四十惑”，与老何的“四十疑”，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并不是同样的境界。前者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困惑，而且“垂三十载”仍“不解”。后者则从彻底的质疑到果敢的放弃。“四十疑”的结果不仅是知识范式的重构，而且是感情上的决绝，与老何二十岁之前的局部性怀疑已经不在一个档次。就如李慎之所说：“剔肉还母，剔骨还父”，“对自己所终身从事之事业、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回归“赤条条一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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