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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师友：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公布已近一周，她希望邬先生能有一个起码的解释和澄清，但后者至今仍无任何回应。国内传媒仍在保持沉默，网上讨论受到限制，新的文章难以上传，原帖则多半被锁，甚至被直接删除。
时代确实进步了，因为禁书的作者不再感到有罪和恐惧，而施暴者却丧失了起码的自信。《伶人往事》虽已被禁，但渠道里的书仍在销售，这就是变化。见证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若干文化掌故的人们，以及对刘宾雁等前辈知识分子有些许了解的人们，想必都能感受到这一变化。
出生于1954年的邬先生，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不会忘记中世纪的黑暗和苦难，不该忽视宽容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出身于南京大学的邬先生，作为噩梦醒来的首批读书人，不应漠视言论自由对于法治社会的意义，更不该把日常的查禁书刊视为家常便饭，因为这是非法的和不体面的。
在声明发表之前，章诒和先生曾对邬先生的发言进行过认真的核实，她确信文中使用的直接引语是真实的，之所以还要对“声明”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得到邬先生的答复。
我们认为，这也是邬先生面对良知和历史的机遇，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当不当得了官与做不做得好人相比，后者显然更为重要。
谢谢关注。
浦志强
2007年1月25日
我没有了退路
——关于“声明”的说明
章诒和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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