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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亦武
太好了太好了！德国驻京大使馆文化新闻处负责人龙先生总这么鼓励。几天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接着是成都领事馆的召唤电话。于是在2010年2月10日中午 ，我带着匆匆准备的申请材料，赶过去。
从西郊到城东南，几十公里，要耗费几个小时。原因自然是大蜂巢一般的大都市，塞满车和人。临近传统春节，大家都在赶路，这大约是中国人数千年不改的“民族性”吧，哪怕在数千里之外，也要抢着回家团圆，大吃大喝数日，又各奔东西。
活得很累啊。
下午4点正，浑身车辆尾气的我，按约定高升至威斯顿联邦大厦的25层，出电梯，没有想像中的武警门岗，提起来的心脏猛地落实了。在右边的玻璃笼子内，一鬓发花白的老者远远问话。我答“廖亦武”，对方立即就寒喧“认识认识，读过你不少东西”。接着就是例行检查。两三分钟后，我直抵最里面的窗口，苍白的帘子拉开了，一德一中，一男一女，如同电影一般浮现了。
他们用德语简短交谈，然后，中国女孩微笑道： 廖先生吗？材料都带齐了吗？
我惶恐道：还差两种呢。申请表也没来得及填。
女孩道：你先拿出来，所有的。
于是我从背包内挖出所有的，乱七八糟一堆；他们接过去，耐心整理成一叠。接着又是简短的德语交谈。打印机在旁边吱吱响。女孩道： 廖先生，现在我问你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年龄、籍贯、父母、出没出过国之类，你就照实回答，我就照实填在表里。
我点头。如释重负。之前我去周边几家“代理申请签证”的铺子打听，仅仅用英语或德语帮填一份表格，要价150人民币；如果在首都北京，则要价300人民币，翻一倍。
20来分钟就办完了。女孩告知，欠缺的资料，比如在德期间的医疗保险，要么传真或电子邮件给，要么下楼马上办了给。“按规定，我们是不推荐保险的，但节省时间的话”。好好。她话音未落，我就再次奔下奔上，耗20来分钟，将保险单送达。
做梦一般。我还以为挺复杂，我还以为至少跑几趟，没料到，就这么，竟然，完了。
更没料到，第二天下午4点，我就取回签证。正巧24小时。本来还可以提前，但是车海茫茫，我赶不拢。
快离开了，中国女孩代表领事馆送我三本书。而那瘦高的黄毛老外，特地从里面绕至出口，铁板一块的德意志面孔绽露微笑一丝。他冲我翘起大姆指。我点点头。他又比划了一个国际通用的手势，V，预祝胜利。
我心潮澎湃地回家。回顾在签证进行时，还闪出一位老外，银发飘飘，老树根似的。中国女孩从他手里接过一本砖头厚的书，隔窗递来： 廖先生，你的读者，请求你的签名。这不是必须的。你愿意吗？
我没有想到，但是我愿意。于是我一笔一划在《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扉页上写道：第一是见证，第二才是文学。廖亦武于2010年2月10日，申请去德签证之日。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在外文书上给老外题字，感觉怪怪的。硬皮精装的书，印刷得如此豪华，作为原著者，我手中还没有——这不太真实？不太真实！我的底层同胞活得太苦难太草率太盲目，太任人宰割；而叙述他们命运的书，也该用最低劣的草纸或马粪纸，用最低劣的盗版印刷，放在阴暗潮湿的中国盗版市场里叫卖。读者不必看，仅仅用鼻子，就能嗅出与厕所门卫、民工、农民皇帝、职业嚎丧者、坐台小姐相匹配的下水道味儿。
严谨的德国人似乎不熟悉这种混乱味儿，他们把中国底层作家的书印得如此高贵，这也是对无数被践踏者的安抚，对记录践踏者的安抚——无论身处何地，人的灵魂和属灵的历史都至高无上。
现在，我的中国护照里，夹着3份签证。作为政治犯，出狱这些年，我申请了9次护照，被拒绝。第10次，在四川大地震的混乱中，拿到了。费了一番周折，也拿到转道越南去澳洲领奖的签证，却在2009年5月，被中越边境海关拦截。我被扣押两个多小时，得到一份《阻止出境通知书》，理由是“出国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警察部门数十次找我喝茶，苦口婆心地劝说。是啊，我也理解国家的难处。2009，在德国是联邦共和国建国60周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而在中国，则是共产党建政60周年，六四血案20周年，四川大地震1周年，《零八宪章》也快1周年。这么多敏感日，作为一个有过犯案前科的底层作家，哪怕再无政治头脑，也应该配合政府，保持低调。于是在拿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活动邀请后，警察不准去，我就答应好吧，等翻年再说吧。德国那边的媒体已经闹翻天，我的洞箫声已经弥漫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的作品朗诵会上空了，我还呆在老鼠洞口，望着阴沉的天空发呆。
我没去申请签证。令不少劝告我闯关的海外朋友失望。却不料我的书却在德国一版再版。科隆文学节的邀请接踵而至。虎年到了，没那么多敏感日了？
但是，然而，2010年2月3日，最新禁令从警察部门传来：不准。我问为什么，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节啊。警察再次重复道：不准。廖亦武，永远死掉出境的心吧。
但是，然而，我终于说：不！
我还说：从此，只要国外有对我的文学邀请，我就要去申请签证，直到这份名义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及保护的护照的每一页，都盖满签证——可护照的主人，一个作家，却没踏出祖国半步——这是行为艺术吗？这是活生生的荒诞剧吗？这是我笔下300多个底层蚁民的缩影吗？这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无耻历史的物证吗？我们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不准，每次面对不准，我们的灵魂深处，呐喊了多少不，可是嘴巴却发不出声音。
剩下的，仅仅是梦中的越界，中国话叫“思想犯罪”，坚挺着高呼着“自由自由”，然后梦遗，然后含泪瘫软在祖国这张床上。
然后，此刻，坐在桌边，翻阅德国人送我的杂志，Deutschland，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专号。勃兰登堡门，东西德国分裂的象征，在1989年11月9日，被喜极而泣的人头掩没。而在中国，经历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血案，与世隔绝的墙却越筑越高，犹如诱发大地震的水坝——在崇山峻岭之中，历代帝王的万里长城也从远古蜿蜒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国际旅游景点。
沿着城墙的裂缝，许多中国人在移民，如蚂蚁搬家，其中包括大量共产党贪官——但这仅占十几亿人口的一小撮。中国地基搬不走，我这种作家寄生的母语环境也搬不走。虽然两千年多前，圣人孔子就警告：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意思是快逃吧快逃吧。
中国的柏林墙会倒塌——我的朋友刘晓波如此坚信，所以他坐牢去了。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在演讲里说，柏林墙的倒塌给予我们希望，即所有的边界都能被跨越。
我跨越了吗？是的，我签证了。接着我的朋友廖天琪电话告知，科隆文学节为我订好了机票。
我已经“抵达并触摸过德国”。谢谢。虽然在现实里，也许出不去海关。
2010年2月13日，农历除夕，于四川成都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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