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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代杨显惠领取“自由写作奖”并宣读获奖答辞）
香港，我又来了
大桥的另一端，是香港。它象征着自由。上次去的时候，感觉离我很远。而这次，近得就像回一次故乡。有人把我去年写的文章改了标题转载到大陆，叫《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今我亦对此深表赞同。当我从深圳顺利通关，去年那些心惊肉跳的瞬间今年已无，平常心对待了。中港通的巴士悠然驶过大桥，从香港人深感贫瘠的天水围、元朗穿过，最终驶向灯红酒绿的旺角。一群舞文弄墨的狂客在此聚集，只为呼吸几口不一样的空气。独立中文笔会，还有五七学社，将在这片土地以研讨会的形式，给压抑的人们提供呐喊的平台。上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这次在香港城市大学。不仅有作家、诗人、记者，更有一群比“古来稀”更老的老人——我听说还有夹边沟的幸存者也赶到了香港，与我们相逢。哦，天呐，夹边沟，那是1957年到1960年的事。
推开仕德福酒店的大门，一眼扫视在起身迎接的蔡咏梅身上。显然，她松了一口气，“银波来了”。这些年，她一次次如服务员一样接待着五湖四海的抵港者，最悬的莫不过于记惦那些冲破大陆防线的笔会成员，这种感觉叫提心吊胆。就像刘文忠说的那样，他其实很清楚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是件非常冒险的事，但像他和我这样执着于此的人并不在少数。算起来，这次从大陆过来的会员，有12位，比去年还多。报上姓名，一说即知，“哦，原来是你”。我们这笔会很奇特，谁长成什么样，要见了才知道。超有艺术范儿的，如贝岭；夹着公文包如基层干部的，如刘正清；比艾未未长得小一号而其它无甚区别的，如孟浪……总之，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当我们坐下来吃第一顿饭称兄道弟之时，却不知潘嘉伟、孟浪正在香港城市大学与一位行为艺术家汗流浃背地布置现场。这一边，高瑜在热血沸腾地描述着出行前夜与北京警察的猛烈抗争，而在另一边，刘霞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政治犯家属亦有20余张摄影作品被一一摆放。廖天琪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太不容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痛痛快快地谈谈，把大家所有想说的话统统说出来！”会长毕竟是会长，语重心长之余，也是运动老手，颇具号召力，团结大多数，争取极少数，有涵养，有担当，果然是传统的台湾人与西方自由个性的结合。好几次我都差点喊出“会长牛逼”的土话来。
来吧，我什么都没有
野渡和我们赶到了会场，帮点小忙。迎面而来的，是刘霞的黑白摄影图片，那是一群表情、姿势不一的玩偶，图片的背后是一块块层峦叠嶂的岩石，一颗颗小草被岩石死死压着。我尝试着作出自己的解读：是的，我们是玩偶，没有说出话来，嘴巴大张着，无声，眼睛大睁着，无泪。我们被穿上衣服，被随意摆弄，似乎失去了我们自己，如此孤独，如此弱小。但我们又是如此可爱，如此各具个性，那久久沉默的世界就算没有我们的声音和眼泪，但透过锐利的眼神，撑开的双手，你依然看得见我们抗争的心。而6月9日上午的那位行为艺术家，也作出了他的解读，他把自己脱得几乎全裸，一条白色胶布封住了嘴巴，他躺在台上一动不动。在那久久沉默的时间里，我只听见他在心里喊出了两个字：“来吧！”他似乎在说：是的，我什么都没有，你来摆弄我吧，羞辱我吧，镇压我吧，随你的便。
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也是一场为了聚会的告别，更是为了呐喊的自由和自由的呐喊。获奖的五个人，杨显惠、艾晓明、哈达、秦永敏、陈卫，无一人前来领奖。体制内的异数杨显惠，那个写出《夹边沟纪事》的甘肃人，更直率地从天津发来电子邮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去领受这个奖项。”这个“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刘霞摄影图片里“玩偶”的情况。我走上台去。那个话筒前的位置，本来属于第九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杨显惠，但站上去的人是我，就像他的头被PS成我的头，我只能尽可能通过语气的变化来传达这当中的无奈。而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夹边沟纪事》里那个寻夫的上海女人，一开始她根本不知道她那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会在夹边沟被剜去人肉，也未曾想苦逼的右派们已经饿得只能人吃人了。能写出这么生吞活剥的作品的爷们，却在这个领奖台上消失了。
台下是眼花缭乱的媒体。大多数“长枪短炮”的目标，是写出《陈希同亲诉》的姚监复。这个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的老者，自比为“入会一年级的小学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抵港交流的。从6月8日到6月13日，他在哪里，媒体就在哪里，而其愿望又是如此轻描淡写：“我只是想先拿出资料来，供人们思考、比较。”记得去年的此时，我问他平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放下餐刀，仍是淡淡地说：“与赵紫阳合了一张影。”在他八十高龄之际，游思没有紊乱，条理如此清晰，拿资料说话，言简意赅，绝不拖泥带水，已经令人折服。而让他上了笔会这条可爱的“贼船”的，是颇有论辩色彩的高瑜。她像往常一样，端坐于此，永远不丢失老记者搜集信息、分析整理的能力，话与话之间从来都有上下文，地道的北京腔，锐利的目光加上流利的演讲式发言，每次都为活动增色甚多。
在这些焦点人物的背后，我看得最多的，是香港公民社会的精神，潘嘉伟就是此类青年的典型。从见到他第一眼，到离开他最后一眼，他从来都是汗水淋漓，没见他停下来像个客人一样坐着，他永远都在忙活着最被人忽视的细节。笔会有潘嘉伟、张裕这样撑得起台面，擅长多种语言，主持或演讲都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的人才，乃是笔会的幸运。潘嘉伟比我长不了几岁，看样子今后也老不了，不知有着怎样的生活历练，他从来都是义工风格，低调、热情，不诉苦，十足的“老男孩”，我总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但一转眼，他又消失在人海，沉默做事去了。我琢磨着，这大概跟香港服务业极其发达的大环境有关，人人想的都是怎样为他人提供优质服务，你看到这情形，若把自己孤立为香港之外的人，真把自己当根葱，那你看到忙碌的潘嘉伟，一定会自惭形秽。
其实我们并不孤独
国际笔会的Marian Botsford Fraser和美国笔会的Sarah Holffman，时隔一年，又与我们相逢。独立中文笔会能有今天，与纵横交错的网状联络息息相关。我倡议，笔会成员都应苦练自己的英文，不然很难体会我们在他国眼中的状况。犹如朋友为你操劳过度，而你却感受不到热切，这就太不给面子了。多有几次接触，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目标乃是如此相同，诉求又是如此简单扼要，就是捍卫表达的自由，一旦自由遭到侵犯，一个人的受难就是所有人的受难。这种仗义执言，应成为作家们最基本的品格，而无奈的沉默只会告诉自己有多么可悲。我从来都拒绝圈子化，不将自己硬生生地插在任何队伍，也就是不预设立场，不预设朋友或敌人，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友善地接纳不同于自己的人和事，尽量站在可能被高墙压得粉碎的鸡蛋那一边，在我看来，这就是独立的一种。拿摇滚歌手左小祖咒的话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
当美国人、德国人、台湾人、香港人一个又一个登上讲台，我浮现出曾经看过的一场电影。一个美国人把一个饿得皮包骨头就快断气的非洲儿童，带进了美国的一场豪华婚礼，那里聚集着各种慈善组织。这个美国人愤怒地说：“你们的‘慈善’，能给这个孩子一点吃的吗？”基于我来自中国的贫困农村，不由得想起这个镜头。一个长期见证贫困、野蛮、愚昧与荒谬的社会底层人，突然出现在这个衣着堂堂、言辞文明的场所，是否感觉在做梦？而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之后，他又要重新回到贫困、野蛮、愚昧与荒谬的世界，梦醒后怎么面对这种惊诧？你的世界毕竟只是你的世界，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不在你身边，你在痴痴地追求着它，但感觉它一直是那么遥远，就算在短暂的几十个小时里你拥有了它，但之后又陷入永久的失去。能找到这个世界的，只有靠你的心。我甚至问自己：你看到的这一切，能改变你的世界吗？能改变底层吗？你面前的他们，离你的世界真正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其实很近。当天南地北的人走到一起，关在房间里，喝着啤酒，潘永忠说着德国的民运，司鹏程说着美国的食品安全，刘文忠说着周游列国的感悟，春涧说着自己的家庭，我们一起谈论中国的未来，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制度理解，不同的状况预测，不同的年龄层面，不同的擅长与短缺，啤酒一口接着一口，屋子里的气氛越来越激烈，话题永远也说不完，一个疑问接着一个疑问，而说到底，原来大家都是如此爱国，只恨它的当下乃是如此令人心碎，而在危机汹涌来临之前应做怎样的准备与担当，就成了我们共有的心声。原来我们可以达成那么多共识，以为只有自己孤独关注的趋势其实早就是大家心底的焦灼。我们是多想了解他们，他们又是多想了解我们，没有谁没有经历过苦难与挣扎，恰恰是这些坎坷使我们心心相通，而不必介意阶级、阶层、国籍、籍贯、年龄、民族、宗教信仰，以及其它所有的一切。
真相、文学和被遮蔽的历史
不知是谁起的研讨会题目，“真相与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说破了天，我也认为文学很难超越真相，再有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驾驭一山更比一山高的“中国式的真相”，再离奇、再荒诞，都不为过。在这个前提的认知下，文学要表现的就是真相的复杂性。纪实文学是在采访、调查、记录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本，真人真事，而且还必须真心。第一个真心，是写文章的人要真心，不是职业行为，而是倾注于其中，甚至做长期的关怀与推动，乃至自己就在其中。第二个真心，是被访者的真心。人的记忆与描述本身就有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表达倾向，而在大环境和各种制约关系的压力下，他们愿意给你展露几分真心，也要看你的能力和他们的勇气。纪实文学与抽象文学的差别很大，它对细节的要求十分严格，稍有不慎，就可能制造谎言。最震撼人心的，是其艺术性的感染力，这就好比能够传世的大多不是纪录片，而是故事电影。
这个话题说抽象了就特别没劲。如今的年轻人，玩玩手机、看看新闻、发发微博，文学的成份已不多见，倒是真相或碎片式的真相传播得很快。就像有人说，六四事件如果发生在当今的中国，或者1989年的春夏之交有如今的社会环境，那么历史的进程将是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个小地方的事情，譬如乌坎村的抗争，瞬间传遍全世界，倘若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那仅存的一点基础也将摇摇欲坠、轰然倒塌。过去是精英引导的社会，现在是公民崛起的时代。至于作家，恐怕许多人早就把他们放在了一个极其边缘的位置，因为他们甚至连一般公民的胆识都没有。至于那些带头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更是实在找不到事干，文人风骨荡然无存，太不靠谱了。这年头，谁都可以当作家，但面对真相逃避责任，视而不见，不敢出声，搞自我审查，那作家就完蛋了，这个群体就会成为被人民不齿、唾弃、淹没的群体，今后就没人把作家当回事。
有些真相已经被历史遮蔽，年轻人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想知道，譬如1957年反右运动。被这场运动迫害的群体，官方说有55万人，民间说有300多万人，比较中间的数字是180万人。当年这些人，大多是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你叫我往东我就不往西，是绝对的忠诚。它甚至还谈不上是民主运动，更像是老板对员工发话，“你们提点意见”，而结果是“谁叫你有意见？”把你打倒。无数知识分子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骨头，只剩行尸走肉，而冤屈也伴其一生，至死不服。在“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研讨会上，当年的右派还健在一些，右二代也在为父母一辈的遭遇讨公道。陈诗的一位学长说得特别激动，差点假牙都掉出来了。每个人都想倾诉，都想告诉这个世界自己有多么无辜，毛泽东有多么狠，而遗留的问题又是多么严峻，他们要求赔偿，要求做实质意义的平反。全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女士内疚于自己当年站出来批判父母，她流着眼泪，几度哽咽，那是我亲眼看到的灵魂得救的场面。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廖书兰，也在观众席中。这个说着诗一样标准国语的女人，像一个谜。她压抑，沉痛，悲伤，温柔的另一面是不忍。她和我一样深深地理解这些老人和家属几十年以来承受的内心煎熬，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推演离他们的呼喊已经越来越遥远。他们走在生命的末端，发出了最孤独的愤怒和忏悔，但又有几人感同身受，去为他们做些实在的事呢？历史被遗忘，正如你个人的失忆，你是选择在遗忘中向前，还是选择在记忆中追溯？廖书兰生在台湾，定居香港，她研究过民国的革命史，也深知“二·二八”事件，先辈的精神与悲惨的苦难，成就了当今的台湾，跌倒过的民族靠有骨气的台湾人，奋力冲破白色恐怖，才有了如今民主的灯塔。而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旧债与新债，却是越来越深，深到政府根本还不起，以至于直接打算不去还，要你与世俱进，向前看，甚至干脆就只“向钱看”了。历史的回声在2012年香港的夏天飘荡，然后继续沉默，若干年以后，恐怕记得去寻找记忆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那么多罪恶被深埋在土里，然后腐烂、消失，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像香港的年轻人那样有种
右派代表周素子说：“我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这一生。”她如此诚实地承认，由于自己的无知和蒙昧，以及更多像她那样热爱党和国家的人，最后变成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牺牲品。她不但对那个时代感到无奈，无从选择，也对今天所有人的谈论感到莫大的惊奇，她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亲耳听到如此多震撼的声音。而在另一些发言里，也有那么多人谈得那么“理论”，那么“哲学”，那么“高深莫测”，恰恰是我最不认同的表达。拿韩寒的话说，“谁也别装逼”。我认为，你必须搞清楚坐在这演讲厅里的人是什么资格，他们是当事人，他们比你更能看穿与总结，而你，不必说着让人听不懂的云山雾绕的话，教导这批老人往东或者往西。面对好几位“理论家”的发言，就连高瑜也不耐烦地冒出一句：“这个谁不知道啊？”白话文运动都已经开展将近100年了，能不能用让学都没上过的人也听得懂的大白话，带着彻底的真诚，多点“跟着情绪走”的口语和肢体技巧，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陈诗说：“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这些老人啊，到了这把年纪，大多游思已乱，上句不接下句，表达越来越费劲了。”
大学的时候，有位教授对我说：“你要记住，人说话，要做到三分钟就让别人记住你一辈子。”轮到我临时发言时，我忍了又忍，还是说了真话。我说，这场运动已经过去55年，那么久远的历史在当今这个80后、90后为主体的社会，怎么让年轻人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与当下、与他们息息相关？用什么方式？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个老人流着泪诉说着十分具体的往事，然后三天三夜说不完，还是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们用电影，甚至用音乐，也许就那么三四分钟，就能直接给人留下一道烙印？我没别的本事，干脆就写首摇滚乐，还特别带劲、特别好听，让它进入千千万万人的电脑、手机、MP3，拍成MV，进入全国KTV点歌系统，甚至进入电台、电视台，歌名就叫《一九五七》，大家觉得怎么样？满堂掌声！这又回到了笔会设立的那个主题，“真相与文学”。也许真相需要一万年才说得清，但文学和艺术也许只要几分钟，虽然并不完整，但一定会把这么沉重浩大的工程压缩下来，压成每个人记忆的碎片。廖书兰说：“这个idea好！有创意！”其实，早就有人这么干了，罗大佑、梅艳芳、崔健、高旗不就如此吗？
香港一行，与我直接交流者多达百余人，就算回到了重庆，至今仍然处于兴奋期。过去常常孤独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以为自己是个怪胎，怎么老是跟敏感议题牵扯在一起无法自拔？到了香港才发现，原来怪胎无数，遍地都是，方才认定自己极为正常，尤其在香港的青年一代，我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6月10日深夜，陈诗送我离开香港城市大学之时，我又忍不住再看这里的大学生粘贴的“民主墙”，关于六四屠城，他们始终拒绝遗忘，一块条幅从天而降，大大方方地挂在众人眼前，上面就写着“平反六四”，自由女神像在条幅里显得格外醒目。在四通八达的港铁里，电视里和港铁两旁的屏幕栏中播放着关于柴玲声明的争议、李旺阳事件的近况，而坐在身边的大学生也用手机仔细阅览着《苹果日报》关于李旺阳事件的报道，当日的中联办门口更有两万人左右游行示威。参观游行回来的贝岭激动地说：“70%都是年轻人，香港的年轻人有种！”
真是冰火两重天，自由的香港人要真相要民主，而我们呢？仅仅是那群坐在港铁里观望着这一切心潮澎湃或者感觉罕见稀奇的可怜人。那一夜，我彻底无眠，虽然早已把自己灌得烂醉。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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