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又有几名六四“暴徒”出狱，如孙宏、高鸿卫、赵锁然。年底的某一天，有热心者以为年关将至，要请几位“暴徒”朋友们吃顿晚餐，我亦被拉去做陪。原本计划只是场小小的聚餐，所邀不过十余人，而消息却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接踵而来，到晚上八点半，仍不停有人赶来，一张小小的餐桌挤了超过三十人，其中包括当时仍未被捕的刘晓波先生——他和很多人一样临时听到这一消息，便赶来相会。

当时席间有不少人是曾经系狱的政治犯，更有曾在北京各监狱与“暴徒”们同为难友者。席间各位面露五味悲喜之色，纷纷道：“你们受苦了！”暴徒朋友们回答：“大家都一样受苦。”席间又有人道：“你们是受苦最深，又被关注最少的。”

这时“暴徒”董盛坤先生回答：“我们是因为有事进去的，而你们，本来没你们什么事，是为了我们才进去的，所以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们才对”，此语一出，热闹的场面顿时一片寂静，“我们大家虽然都受了很多苦，比起那些直接被打死在街上的，我们还是要强得多。”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暴徒”们，如果相互谦恭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找出许多谦恭的理由，然而这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是全国同胞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福祉，没有什么“谁为了谁”一说，只有谁的牺牲与所受伤害更深。

到了2008年，有关所谓“暴徒”这个群体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安顿即将出狱的王连禧，我们需要努力使他得有活路。

王连禧的外号叫“傻禧子”，有颇为严重的智力残疾。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因为傻的缘故，被当作“暴徒”抓起来，还是因为先成了“暴徒”，然后被迫害成了傻子——至少从长相上来看，他并不是先天性的智力残疾。在他的履历上，曾经有当过工人的经历，并且时间相当长。他以工人的身份被捕，判决书里说他纵火，难友们见到他时，他满口胡言乱语，从那些逻辑混乱、颠三倒四的胡言乱语中似乎能够理出一些头绪来：他可能曾经有过被“陪杀”的经历，或者是本准备拉他去枪毙，又不知何故临时改了主意。

我们且暂不去追究这些历史旧账，当务之急所要面临的问题是，王连禧无亲无故，把他从监狱里放回来，扔到这个社会上，究竟该如何是好？我们必须尽量地为他呼吁并给政府施压，力求负责王连禧的生计问题。养一个残疾人的开销之于政府微不足道，我们没有能力敦促这个政府赔偿王连禧因他们的迫害所蒙受的一切损失，但努力敦促政府保障残疾人王连禧的生存权，则责无旁贷。

有一天，一位热心的朋友给了我一些钱，托我去看王连禧，说是看看他缺什么，给他买些食品和日用物什。他被街道办安置在一间没有供暖的平房里，房子很小，是个单间。那地方在二环以内，是个没有被拆迁的旧式建筑，若以地价而论价格不菲，当然那小屋不是给王连禧的，只是让他在那里暂住，日后有可能把他“转移”走。

在王连禧出狱之后，董盛坤一直在关照他的生活，也许董盛坤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或者说，在他的头脑里，董盛坤是他能够意识到的唯一一个可信的人。董盛坤一直在不辞辛劳地为他和街道上交涉，代表他去争取那一丁点儿本就属于他的利益。因为经各方努力呼吁为他争取得来的那一点生活保障金，亦常常被街道上以他的残疾为由克扣。每逢类似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代表他，为他奔走。

我照着地址找到了他的小屋，他不在，等到天黑也不见踪影。我以为自己把地址搞错了，只好作罢，翌日再请教董盛坤先生。方才得知，王连禧虽然是残疾人，但他和那些常年系狱的健康人一样，防范意识非常强烈，没有人引见的情况下，他会躲着陌生人不见。也许他已经回家，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故意躲了，甚至有可能当我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时候，他一直在暗中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有董盛坤先生为我引见，次日顺利见到了他。他的小屋阴暗、低矮，虽然从外面看起来被刷得似乎并不算破旧，实际上却并不适合居住，尤其是对像他这样一位残疾人而言。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总比没有的强，想来想去，只好拿这种话来自我安慰。他高大而健壮，嗓音中一股大个子常有的浓烈憨劲，年近五旬，本当是个铁塔般的汉子，举手投足却慢慢吞吞，似乎每一秒钟，都在犹豫不决。奇怪的眼神里，交织着呆滞、疑惑、似惶恐而非惶恐以及时不时一闪而过的某种难以言表的热烈。

当我完成了朋友所嘱托之事，暗自放下一桩心事后，没过几天，有位朋友向我打听关于王连禧的状况，我便将所见一一告知。当说到王连禧经常独自一人外出散步，有时一去便是一整个白天时，我的朋友忽然眉头一皱担忧起来。北京城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万一他走迷路了怎么办？又或者，他遇上什么急事，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处理，那时却又该如何是好？然后我们迅速得出一个共识，必须给他一只手机，并教会他最基本的使用：如何拨电话和接电话。

之于我，这自然又是一个乐于效命之场合。于是我买了一只老式手机，带着那只手机前往他的小屋。他正在屋内发呆，我隔着铁门上的栅栏窗户招呼：“王哥！”他先抬头，以那惯有的呆滞惶恐眼神朝门外张望，然后眼神中的疑惑渐渐减少，从马扎上站起来给我开门，一字一顿地说：“欧、阳、小、戎、是吧？”我一喜，这情景超出我的想象，连忙进屋，花了好几个钟头，手把手教他如何打电话和接电话，如何充电等等相关事宜。他学得很快，至少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以至于有时候我怀疑他并不傻。但他的眼神却告诉我他的确是傻的。他的傻并不是智力低下，而是遭受了某种创伤，这毫无疑问。他对手机的掌握能力和掌握速度，并不亚于同龄的许多从未接触过手机这种物件的人。

“你把董盛坤的电话给我输进去，我只要一按，就能打到他。”

于是我把董盛坤的电话输进通讯录，再教他怎么从通讯录里调联系人。又给他的通讯录里添加了一二十个联系人。天色黑下来，我决定离开，我本想带他一块儿去吃顿晚饭，却不知道那附近哪里有可以吃饭的地方。他要送我从胡同里转出来，到马路上去。胡同里有家小小的超市，我觉得有些愧疚，便和他转进超市里，想给他买点可以充当晚饭的食物。我们在超市门口分手，他忽然像喃喃自语一样，低声吐出两个字：“谢谢！”然后，一直站在那里，用他那固有的呆滞而疑惑的眼神，目送我离开那条胡同。当我到了胡同口回望时，他仍站在黄昏里，剩下一个像他眼神一样呆滞而疑惑的身影。

从那天黄昏起，也许他已经把我当成了另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心想，至少在他的头脑里，我是一个不需要多加防范的对象。又了了一桩心事，本该轻松愉快，却不知为何眼中有酸涩之感。我们这数千年来苦难深重的古国，三十年后可还有人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群人，当这个国家的人们像孩子一样憧憬着自由而民主的明天时，希望亦像没有任何自我防护能力的孩童一般在瞬间被碾成泡影。在那个希望的泡影里，他们受苦最深，所受关注却又最少。

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我经常听见有人说“傻禧子昨天三更半夜给我打电话！跟他说半天，结果他什么也说不明白！”或者类似的内容，带着某种惊喜却又五味杂陈之色，我心头暗自高兴。但是过了将近一年，我才又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假如他电话卡里的钱打完了，该怎么给他充值？这件哭笑不得的事已经过去了几年，后来我有几次再到那个小屋外去找他，却都没有碰上，不知是因为他被“转移”了，还是因为运气不好没有碰上。渐渐地，我不再想他了，并且知道，更多的人，也不再关注他了。随着他出狱后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的关注热情会逐渐降低，我亦不可避免。当人们不再关注他的时候，我不知道街道办会不会干脆掐了他的生活保障，甚至把他从屋里赶走。他的身世，就如同这古国的一声叹息。

难道这就是我们这古国的宿命？有一年冬天来临，我走在雪地里，迎着寒风一面打着哆嗦一面赶路，忽然情不自禁想起我的“暴徒”朋友王连禧。我已经好久没有见着他了，不知他是否还住在那小屋里，而我仍旧幻想着，再见到他时，他仍然能叫出我的名字——就好比我时常幻想的，我们脚下这生养着我们祖先及我们后代的古国，在用他低沉憨重嗓音喃喃叫唤着我的名字一样。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2期201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