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自七一后，一再受到民意政治的冲击，同时要面对缩短投票时间和维港填海的挑战。政府先是在反对声中坚持己见，复见群情汹涌，继而转换立场，「顺从民意」。我想谈的不是清楚不过的政府弱势，而是上述例子对香港民意政治的启发。
    首先，民意政治必须讲理据。

　　应否缩短投票时间，选管会的论据包括省钱、减少民居骚扰等，但缩短时间不但违反港人过往较为集中晚上投票的习惯，更会剥夺好一些人履行公民责任的机会。由于市民投票行为的数据历历在目，加上投票的神圣意义，正反理据一出，高下立判，民意已定。

　　当权者大权在握，往往以为真理由他们界定，甚至指鹿为马。 23条谘询时，政府一口咬定大多数市民支持立法，甚至把市民的意见书随意分类，务求对己有利，可算是政府强奸民意的经典之作。但香港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各方至少可透过传媒提出反理据。一旦政府的理据丧失道德、逻辑和实证的制高点，即使政府可一意孤行，民间只会积累更大怨愤。民意政治的发展，首先是民间有识之士愿意站出来，就自己所长议论公众事务。此外，传媒也要配合，发挥监督和论坛的作用。

　　第二，民意必须有组织才有力量。

　　最能显示组织力量是填海事件，如果不是保护海港协会长期坚持和振臂一呼，相信政府连暂停工程的姿态也不会做。政府大概不知道，不少市民皆有临海滨而生「维港何其狭小」的慨叹，倾向低估市民对维港爱护的热切。要救维港是不少市民的意愿，但如果没有组织出面控告政府，大搞集会签名，救维港的意愿永远是意愿，政府则大可不管。

　　七一为香港民主化注入重要起动力量，也为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提供相对有利的条件。中产阶级在民意政治方面，最擅长是对问题理据的研判，七一之后的表现更是如此。不过，在组织方面，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大的动作。在局部民主化的香港，议论无疑非常重要，但要让议论化为持久和更大的力量，组织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