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既然你承认他们是革命派,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正确,这就意味着你对他们做出的“过火”行动会采取一种理解和原谅的态度。那自然只会助长种种“过火”行为变本加厉,屡劝不止。起初,毛“放手发动群众”,其目的很可能是假借群众的自发行动之力,狠狠地打击他的政敌,同时又乐得以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为名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但这种手段一经实行开来,毛也就使得自己对群众中的那些自发性的“过火”行动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得於此者必失於彼。 毛对群众或群众组织的“失控”并不是後来才发生之事。例如,老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毛泽东关於要团结大多数的指示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正想用排斥大多数的办法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大体上说,毛泽东越是支持某一派群众,那一派群众倒越可能对那些试图对其行为有所约束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这毫不奇怪,你给予的信任越多,你能施加的约束就越少。被支持的群众一方则有恃宠而骄,有恃无恐的心理,用当时的话讲就叫“自我膨胀”。对此,毛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他干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动,打成保守,然後强力压制。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从“小太阳”变成阶下囚的。要么,他搬出另一支更具正统性的力量(解放军、工宣队)用以控制那些群众组织。最後,毛泽东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结束了群众运动,重新回到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控制。 6、关於造反派的内战 导致造反派之间长期内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造反派的分裂实属难免。文革既是比赛革命的革命,老的竞争者(保守派)退出後,新的竞争者必然出现。造反派内部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当初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保守派,其内部矛盾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内部矛盾便尖锐化、公开化。造反派的分裂与其说是矛盾的产物,不如说是竞争的需要。要使竞争继续成为竞争,没有对立面也会制造出对立面,而制造对立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造反派通常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第三派势力一般都成不了气候。这和许多民主国家两党竞争的格局很类似,第三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是缺少存在的空间。要竞争,必须有两派;要使竞争保持高度的张力和集中的焦点,只需要两派。 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或曰争当核心。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这就等於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央不可能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给不了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选民投票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旷日持久,并且愈演愈烈。再加上普遍的暴力崇拜。当着两派内战发生暴力冲突时,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消除它、防止它。许多人以为武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有些人甚至欢迎冲突的恶性发展,因为那使得他们有机会效仿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谱写出一曲血染的青春之歌。本来,赞成武斗的人并不算多;可是一旦武斗发生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其规模便会越来越大。我并不否认造反派的内战也可能揭示出某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我相信,这种社会矛盾决没有尖锐到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地步。我也不否认在这场“全面内战”中,当局的纵容、挑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我这里主要是讲群众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把造反派内战归结为争夺权力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尽人皆知,权力只可能属於极少数人。大部份参与者不是追求权力,而只是追求自己这一派的优胜;这样,作为该派中一员,他就能分享到一份胜利者的光荣。事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那种荣耀其实毫无价值,可是在当时那种戏剧般的场景下(不妨想一想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它却使很多人感到莫大的激动。 7、赶下舞台之後 很多当年积极参加文革的青年学生都回忆道,他们是在六八年底、六九间初离开学校,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之後,才开始对文革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刺激这种集体性反思的原因很多。依我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被赶下了舞台,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在被下放的最初日子里,有些人还力图保持先前的战斗姿态,他们不时地交流有关运动的最新信息,力图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努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既然他们已经远离了舞台,他们如何还能继续表演?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开始对文革有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他们开始产生了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这其实是很自然的。 8、关於“峥嵘岁月”的回忆 三年前,一位昔日的红卫兵头头接受记者采访,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於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表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着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注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人们热烈地投入文革的基本动机。假如我们承认,许多群众参加文革,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不如说是通过革命以实现自己,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是那样严重地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就对他们在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也许是为我的论点提供的最後一个证据。 六、政治心性学--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取经 以上几段分析,自然还很粗疏;要充实本文的主题,那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论述。在这里,我只是想提出文革研究的一个值得深入发挥的方面,那就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革参与者的行为。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们自己不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让我们自己信服的解释。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关心这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北京之春》9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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