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名牌记者朱德付最近撰写了一则关于神童“制造商”的报道。湖北省公安县13岁的聂愿愿在1998年的高考中，以628分的高分考取的华中理工大学。整个公安县考分超过600分的只有11人，聂愿愿只比第一名645分少17分。在该县考取华中理工大学的十几位考生中，聂愿愿成绩名列第二，一入校便获得该校二等奖学金。

聂愿愿受的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聂其文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临近毕业前，从武大肄业，转到湖北省荆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闸口中学当英语老师。由于性格孤僻，教学方法又不循规蹈矩，聂其文在学校和领导的关系很僵，领导把他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于是，他辞职到深圳、海南闯荡了一年，然后回到公安，开始在儿子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12年的课程浓缩在4年内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个“背”字，不仅要求儿子将语文、英语等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诵。除了公式定理以外，还要背诵大量的例题。

聂愿愿高考成功以后，聂其文名声大振，立即受聘为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的校长。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表示：“我想在教学方面实践一下自己的教学思想，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3年，我准备用10年完成。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比其他学校成功，因为我节省了3年时间。”聂其文的女儿刚刚12岁，也于4年以前退学回家，聂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她今年已经学到高中课程，后年让她考大学。愿愿今年考大学时，周围的人百分之百地认为他考不上，考上以后，大家又说这是一个特例。当我的第二个孩子成功以后，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说服力，那时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

记者来到华中理工大学，采访了聂愿愿。当问及父亲的教育方法时，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做，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他又自认为有学问，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几本教材让我背，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爸爸每天都让我做功课，我又不想做，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对他恨得要死，每天都当家里的那堵墙是爸爸，对著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茧。”聂愿愿接著描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情况：“我刚进高中时成绩很差，副科知识知道得很少。长江有多长，从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5点40分起床，晚上12点才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父亲洋洋得意，儿子惊恐不安；父亲打算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儿子却对父亲所谓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谁对谁错呢？社会上众说纷纭。

《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广雅中学关于“神童”的讨论。学生、老师和家长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观点。

孩子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的，初一学生刘茵说：“我与聂愿愿同龄，都是13岁，比起他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因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的。我到过广州各种各样的游乐园玩耍。我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聂愿愿没有，除了读书，除了爸爸的打骂，他什么都没有。他13岁就上大学了，我不羡慕他。始终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种则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说：“聂愿愿能够成为神童，是因为有一点天生的聪明和更多的父亲严格的教育。可见，成功确实是来自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样，老师们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师朱其凤说：“聂父这样教育孩子，无疑是粗暴残忍的，扼杀了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如童年的乐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的友谊等等。可以说，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师周圣凤则说：“棍棒下逼出一个大学生，说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没有挖掘出来。”

而家长们一致都表示反对。家长宋群说：“聂父棍棒相压，无非是望子成龙，却令儿子磨刀杀父，这当然是可悲的。”家长裴国珍说：“把孩子关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13岁考上大学，方法也不能推广。在学校老师虽然精心教，未必能够考上大学，但教育符合规律，培养出来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现象和“神童制造商”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聂其文在自己的事业上是一个失败者，他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儿女的成功是他改变自己耻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他不惜用严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他的遭遇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许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但是却无法在僵化的现行教育制度下实施，因此被学校领导驱逐了。然而，他的处理办法难以让人苟同。他选择了走偏锋的方式，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子女心灵上莫大的痛苦。儿子和女儿付出了牺牲童年欢乐和幸福的沉重代价。小聂每天只有5小时又40分钟的睡眠，比起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所描写的童工还要辛苦。他成了父亲的囚徒。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聂其文有没有替子女本人考虑过？有没有想过子女本人的意愿？显然没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机器一样，他让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自己则像资本家一样收取最大的利润。他认为自己在爱子女，而子女对他却是满腔的“恨”，因为说到底聂其文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子女。我想象著聂其文殴打儿子和女儿的情景，不寒而栗。我从中闻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复读著小聂的话，他把父亲看作墙，把打墙假想成打父亲，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茧。这一细节更加令我直吸冷气。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处于这种关系，难道是正常的吗？说不定某一天爆发激烈冲突，儿子真会奋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聂其文的“成功”从反面揭示了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所在。最无理的方法，却最有效，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中间都有不少是聂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学生李志毅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像老师周圣凤的意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聂其文不是独辟蹊径，而是把现行教育的弊端发展到了极端，这叫“以毒攻毒”。这一招肯定灵。他不让儿子接触广阔的现实世界，而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强迫背诵教科书。“没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聂其文抓住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症结所在，然后下猛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儿子终于从高考中脱颖而出。他可以笑傲当年迫害他的领导了：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看谁笑到了最后？我至少在应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们更有能力。领导自然是无言以对，而高考的命题者们更是无颜以对：连长江的概况都不知道的小聂，却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难道不正说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吗？高考选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的选拔标准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只看成功与否的时代，聂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制造商”，成了教育大师。从社会上的反映看来，聂其文的教育方式蛮有市场的---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奇迹”。至于“成功”的后面有什么，“奇迹”的后面有什么，人们是不会关心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他们像聂其文一样把雪耻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聂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跟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们也觉得也无可厚非：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则可以不加考虑。

在这样可怕的现状下，鲁迅先生早年说过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不仅还没有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而且，这一命题还可以扩展成为“我们怎样做老师”、“我们怎样做教育者”。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呢？上至教育部长，下到一个民办教师或者一字不识的家长？

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聂的心理状态。在父亲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经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态，对聂愿愿来说，是艰巨的工作和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他今后很难在人生路上有所作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险的。这样的天才我们已经有过好几个。前几年在美国枪杀几位科学家的博士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是心胸狭窄，易走极端，最后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位。任何不把人当“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对的教育──包括聂其文这位“神童制造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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