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亮先生：

这几日，我在旅途中拜读了您的《出走》。

我还会走下去，直至望见《圣经》里的逃城，您在书里这样描述道：“80年代我有一位罗马尼亚的好友但以理，为人极其谦和，也很爱人，他奉上帝之命来到台湾准备投向中国大陆作大陆抢救工作。但以理弟兄在罗马尼亚是位受逼迫的传道人，罗马尼亚是共产国家，不容许有神论的传播,但以理自然成了打杀的对象，他为主受了许多的苦，被囚，被打，甚而被丢于冰冷的河中几乎要死。但以理弟兄的生命是坚忍又有能力的，有次他告诉我，他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

他说有次当他需立刻逃出本国时，他距边界封关的时间仅剩十五分钟，但他开着车距边界仍有二百多公里。就人而言，他自知逃命已无望，但里面的信心的直觉告诉他，只要继续努力往前开，其它别管。但以理弟兄那天是含着泪水告诉我这件事的。

他说：“弟兄，你相信吗？那天我突然看见一道强光，六位天使抬着我的车子，刹时间我就来到了边界，并且顺利地出了关，逃过了生命中可怕的一劫。”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因为但以理多年以前的处境正好是中国大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下的处境。就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我的一位朋友，湖北孝感地区的作家杜导斌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时政文章而被投进了监狱，因同样的原由被投进监狱的还有刘荻，何德普，黄琦，欧阳懿，杨子立，徐伟等许多人。

杜导斌被抓后，人们纷纷猜测：下一个轮到谁？因为言论治罪的标准又降低了，如果这样下去，那么只要政府愿意，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坐牢。

我在旅途中上网不便，知道杜导斌出事已晚了好几天，但是我仍然参加了刘晓波等21位知识分子为此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我曾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作家专访”时谈到,监狱是培养作家的最好地方，“恐惧陪伴着你的日常生活，但一种血液里的光芒驱使着你，命令着你：你绝不，绝不闭嘴！”

公亮先生，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以理的奇迹也无以在我身上发生，但我读您的书，感觉彼此的人生如此贴近，您被教会审判，迫害，最终出走，在没有教堂穹顶罩住的旷野呼唤着，捡拾着，却比以前更接近上帝；我呢，80年代的著名诗人，曾得过来自官方的20多个文学奖，89年的六四屠杀却像一把血淋淋的斧子，将我的人生砍为前后两段。我因创作并朗诵抗议屠杀的长诗被判刑四年，坐了四个监狱，曾同20多个死刑犯关在一块，出狱后，家破人亡，沦落社会底层，一度靠在酒吧吹箫卖艺为生。

上天温暖的烛照在您的身上体现着，您照料了那么多被社会抛弃的精神或肉体的残疾者，这种工作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您在苦心设计和经营一种救人或使人自救的逃城。每当谈及这种人类亘古至今的理想，我就禁不住流泪。一个103岁的老和尚曾对我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佛庙在古代也有收容避难的功用。哪怕是官家追捕的钦犯，只要看破红尘，入寺为僧，佛主也能保护他不受伤害。

但是在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宗教和法律都不能保证弱者不受伤害。独裁政权以种种迫害把大量知识分子逼出体制，游走于民间。同我一样，许多人在六四屠杀之前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作家，评论家，记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家，现在都统统从灵魂与肉体上出走。流亡，坐牢，反抗，挣扎或者转向，沉沦，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了专制的敌人。

哈维尔说过大致类似的话，老百姓可以忘却，失败和屈服，但知识分子不可以。读您的《出走》，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神职人员，而是把您看作同类“修复记忆”的工作者。或许到了将来，人们已忘了逃城是如何筑起来的，但它毕竟是个事实，这就够了。


读罢《出走》，我有一种采访您的冲动，虽然不能面对面，但我可以把一系列问题传过去，我设想能透过交流勾勒出您这位教会“叛徒”的人生经历，也算一种能启迪后人的记录吧。

在我写下“恭候佳音”的同时，您在异国他乡的印尼举行婚礼的场景与发生在大陆北京的另一场景交叠，几乎同时涌向我的脑海――我的朋友，地下基督徒徐永海的家被强行拆除，但徐永海，刘凤刚等一群基督徒仍然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在一片废墟上举行聚会，他们诵读着《圣经》，彼此拥抱在一起。徐永海是个温和的精神科医生，却几乎要为保卫家园而点燃煤气罐自杀。他最终挺了过来，加入了北京市民“抵抗拆迁”的无望的行列。

大陆作家廖亦武

200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