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毛泽东热」，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随著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新左派对毛泽东遗产的宣扬，在毛的110诞辰再掀高潮。当代「毛热」所制造的神话之一，就是毛时代在物质分配上的平等。而事实上，实施社会身份歧视制度的毛时代（城乡隔离和阶级灭绝），在物质分配上不可能平等。不要说城乡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就是城镇人口在物质待遇上也不平等。每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只要诚实地面对那段历史，大都会按全力分配的不平等有著深切的体验。 我读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由于我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子弟，得以进入长春市最好的中小学「东北师大附中附小」，长春市的高干子弟也大都在此就读。 我们班有一个少将的儿子，绰号叫「大胖」，上下学有小轿车接送，如同现在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为人大方豪爽，常带些高级的糖果分给同学，也常花钱请同学吃冰棍、糖葫芦和蛋糕之类的点心。我生到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父母们忙于干革命，孩子们成了「无父无母」的一代，好学生当上「红小兵」，坏学生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中小学生学的旷课和打群架成为家常便饭，学抽烟也成为时尚。 大胖本来就是班里的调皮蛋，只是碍于他的高干家庭，学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文革时的学抽烟自然也少不了他，他开始偷家里大人的香烟带到学校来，课间时分给要好的同学抽。他拿出过的最高级香烟是进口的铁盒「三五」，但只有一次。一般情况下，他请我们抽「牡丹牌」。 当时的香烟供给有严格等级，不要说进口的「三五牌」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就是「牡丹牌」也没有几家能享受到。那时，「牡丹牌」仅次于「熊猫牌」和「中华牌」，属于国产高级香烟中的第三档次。「熊猫牌」香烟是特制的，只供极为有限的几十个最高领导人享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也没有市场标价。「中华牌」香烟六角钱一包，供省部级领导人享用，一般的商店里也见不到这种烟，要在特供商店凭特供票才能买到。「牡丹牌」香烟五角一分钱一包，是供行政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一些相当于高干级别的社会名流享用的。再次是「大前门牌」和「凤凰牌」，四角钱左右，也属于高级香烟之列。以上高级烟的显著标志是用闪亮的银色锡纸包装，其他牌子的香烟就没有银亮的锡纸包装。高级烟都要凭票供应，一般的家庭只有在过节时才能买到一两包。 那时的长春市，中等家庭能够享用「大生产牌」或「迎春牌」，价钱在两角七分到三角五分之间；普通家庭，抽一角五分的「代代红牌」或一角四分的「握手牌」；社会最低层的家庭，或抽八分钱的「经济牌」或抽叶子烟。 大胖还破例带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过他家。长春市是吉林省省会，所以就有两个高干区，省级的和市级的，他家住在地处同光路的市级高干区，一栋有围墙的小红楼，围墙上还有带电的铁丝网。小红楼是上下两层，有大厅和五、六个房间，院子里种著各种花草树木，有卫兵守门、勤务员打杂、保姆料理家务。一进他家的门，就能嗅到一股「高干家」特有的香味。 作为高等人或权势者的标志的高级烟很难买到，自然就形成贩烟黑市，高级烟的奇缺和它的等级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价格常常高出市价几倍。 从香烟的分类档次和住房的不同标准上看，中共的特权阶层绝非始于今日的改革开放，毛时代的中国，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实质上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等级观念也直接影响著孩子们对贵贱的意识，在学抽烟的孩子中，烟的档次高低，决定著抽烟者在群体中的地位，抽「经济牌」的孩子肯定是平民子弟，当时被戏称为「八分损」，抽这种烟被别人瞧不起。有些出身于平民家的孩子，就是为了在同学中显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钱到黑市上买高级烟。 毛时代，不仅城里人之间是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农村也不例外。 中学毕业，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也加入了庞大的知青行列（累计知青1647万），才知道在更为贫困的农村，也存在著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不要说吃皇粮的公社干部享有工资、商品粮、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就是在同样只拿工分的村子里，大小队干部与普通社员之间的生活差别也很明显，最醒目的标志就是干部们的红砖大瓦房与普通社员的土坯小草房之间的对比。村里的穷家男人，娶不起媳妇的大有人在，我们村的「老跑腿子」（老光棍）就不下五、六个。所谓「剩男不剩女」，乃为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 我当了两年知青，所在的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胜利大队林家铺子小队，第一年是一个劳动日三毛钱，第二年收成欠佳，一个劳动日还要倒找生产队两分钱。如此贫困的生活下，村子唯一一幢五间的红砖大瓦房，就是生产大队李书记的家。而且，李书记的家人及其亲戚也都是干部，儿子在公社当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妹夫是大队会计，外甥是小队长。 我的两个哥哥是1968年去延边朝鲜族地区插队，大哥高一，二哥初一。作为第一批知青，他们下去时没有想过还可以回城，但两年后，知青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为了缓解知青及其家庭的不满，知青下乡满两年就有资格参与被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回城务工或参军当兵的竞争，还可以病退回城，一般每年每个集体户能分到一两个离开农村的名额。从此开始，知青中有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觉悟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大小队干部和各级的知青办、征兵办的干部握有推荐、招工和参军的名额分配权，也握有批准病退回城的权力。于是，请客送礼的走后门之风，也由军队和城市传到农村，给知青办、征兵办的干部和村里的大小队干部送礼，逐渐成为许多知青家长的选择。 到我1974年下乡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煽情早已失效，下乡插队绝非出于城里人的自愿，而是强制下的无可奈何，只要有一点可能，都会争取留在城里，哪怕是没有工作在城里闲著。所以，绝大多数知青从到了农村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尽快离开农村。我们大队李书记的儿子结婚时，戴的还是当时的稀有商品──凭票供应的全钢防震的「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人民币。据说是临近小队的某知青送的。 农村的艰苦生活，女知青比男知青更难适应，所以女知青就更想早日回城。于是，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就有了可乘之机，靠权力强占女知青的事时有发生，女知青靠出卖肉体而提前回城的的丑闻，在知青点之间也时有所闻。同时，为了尽早回城，知青之间开始了勾心斗角，知青与当地干部的冲突也不断发生，致使暴力事件不断。 当时的知青，一般每年春节回城里一次，过了节回村里时，大都要给大小队干部带些礼物。我所在的集体户有七男六女，苗姓女生的家长在长春市卷烟厂，她每次从城里回集体户，都给村里的大小干部带没有商标的「白牌」的高级香烟（这是卷烟厂的内部福利），户里的男生也能沾光抽几根。另一个刘姓女生最不愿干农活，刚下乡时，铲地只铲到半条□，就把锄头一扔，顺著□沟躺下了。后来，她与我们小队的杨姓小队长（大队李书记的外甥）关系暧昧，总是留在队里干轻活，后来被安排管理仓库，再也不用下地干农活。而且，她经常在集体户外吃饭，常常很晚才回户里睡觉，户里的其他人都对她有看法，女生们的怨气就更大。有一次，刘姓女生很晚不归，户里人一商量，决定不给她开门。她半夜回来，敲了半天无人给她开门，她一生气就从外面把女生住房的窗纸捅了几个大窟窿，冲著早已睡下的其他女生破口大骂。但户里仍然没人理她，无奈之下，她索性转身走了，一夜未归。再往后，她居然搬出集体户，户里的人也不知道她到底住在哪。 两个月后，她得意洋洋地回到户里，拿出两包「迎春烟」请男生抽，还有一些糖果瓜子请全户的人吃。原来，她已经办好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是来向户里的其他人告别。 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知道，在任何知青点，凡是家庭有权力背景的知青皆最先离开农村。办病退成了门路不硬的知青的主要回城手段，通过走后门开出诊断书，小病说成大病，无病制造出病；找不到后门的知青就用涂改病历、偷窃医院诊断书、模仿医生的笔迹填写病名的方法，假病历和假诊断书成为知青返城的普遍现象。还有太多知青花尽可怜的积蓄贿赂农村的医生和干部，只为了得到病退的证明和公章；有人甚至采取自戕的方式制造病症，吃上过量的药物的有之，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结果的有之，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阴影的有之。同时，也是为了回城，许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知青，不惜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进行集体请愿、游行、绝食……云南知青集体来北京请愿，酿成当时的轰动性事件！ 一场毛泽东玩弄一代青年人的「再造新人」运动，以一个最具反讽的象征性事件而狼狈收场：全国闻名的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当时已经出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但她宁愿放弃了副厅级的官职而回上海当普通工人。 毛时代的普遍贫困和供给式票证经济，金钱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政治权力却是万能的，表面上是按劳分配，实质上是按权力分配。由行政级别划分构成的等级差序格局，在物质分配上就是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制度，一切物质待遇都按照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来分配，事实上已经供养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 首先，毛个人享受著帝王式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即便不提毛在中南海的糜烂私生活，仅就毛的行宫和稿费收入而言，就足以破除毛时代的廉洁平等的神话。毛活著的死后，他的行宫遍布全国，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仅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铸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一次。 毛的稿费在他生前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这些稿费，大都是靠独裁权力获得的，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垄断性的绝对权力使毛著的发行量成为世界之最，小小的红宝书累积发行50亿册。文革中共有35枚毛像章问世，甚至用于制造飞机的上好铝材难逃劫难。仅仅为了制造个人崇拜就如此挥霍，除了毛泽东之外，谁还有这样的特权！ 其次，毛时代已经有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行政13级以上的高干阶层。他们虽然人数最少，但权力最大，生活也最优越。在物质待遇上，如果说，高干之下的阶层，除了工资差别之外，其他方面还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高干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别就遽然拉大。高干与平民之间的生活差异，就不仅是工资上的悬殊，更是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异。权贵们通过强权式掠夺占据了这个国家的最好资源，老毛和其他京城高官占有了昔日的皇家宫殿和王府庭院，各地方官员也占据著当地的最好住宅，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高干区，那里有别墅式洋房和特供商店，而平民却只能在棚户中过著吃不饱的日子；权贵家里不仅享有公家配给的轿车、警卫、保姆、勤杂工等，家人也大都有名牌的自行车、手表和照相机，享受特供高级烟酒和其他食品，还有专供他们看病的医院，专供他们阅读的内部书籍和资料，专供他们享受的电影院、舞厅等设施，而这些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太奢侈的玩意。 票证供应所划定的供给差别，几乎覆盖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别供给，大多数日常用品的供给也都分为若乾等级。比如，在我讲过的香烟等级之外，即便最普通的粮食供应，也被划分为细粮和粗粮，细粮之中还有特级面粉、高级面粉和标准粉之分，权贵们吃的全是细粮，且是细粮中的特级或高级品种，而百姓家吃的大多数是粗粮，细粮只占每人的口粮供给中的三分之一，而且仅仅是细粮中最低等级的标准粉。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侯，我家每周只能吃一顿细粮饭食，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家吃的所谓「细粮」馒头，大都是标准粉与粗粮面的混合，而很少有纯细粮做的。而且，就是这种混合面馒头也要每人定量，除了过年之外，一般情况下还填不饱肚子，只能用其他粗粮饭食弥补亏空。 这种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划分物质供给级别的制度，绝非1949年之后才有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已经推行物资供给上的差别待遇，饮食分为大灶、中灶和小灶，穿衣分为斜纹布、平布、土布，供高级干部消遣的舞会也成为惯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有时通宵达旦。而死于毛式整风的王实味，其罪状之一就是他批评「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不平等，也就是以权力大小为标准的等级制。王实味指出：「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 进入改革时代的今日中国，虽然再无吃不饱之忧，也不再有粗细粮之分的窘迫，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照，但物质供给的丰富，并没有改变分配制度上的毛时代遗产──按权力分配。举世公认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日益严重的两级分化和贫富差别，皆与按权力分配的官本位制度密切相关。 无论是毛式不平等、还是邓式不平等，中国式的不平等，在根本上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过多所致，而是国民的权利匮乏的结果，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的不平等。所以，还产于民的前提是还政于民，要想消除毛式不平等，绝非做大蛋糕就能解决，而必须进行还权利于民的政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