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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象征。”余杰如是说。
在余杰眼里，他有肩住黑暗闸门的勇气，但没有放孩子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的力量。余杰不是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孩子们不愿意跑。孩子们说，哪里都一样的快乐。在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叫“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见眼前的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被农夫扭断它的脖子。
我当初认识余杰的时候，是在北京官园胡同一个大院里，那时的他非常勤奋地为抽屉而写作。大约又过了三四年，余杰出道成名的时候，几乎当时所有的大学生都知道了北大余杰的勇气与他的才情，他的作品《火与冰》只是他生产的比较畅销的产品，不夸张的话至今应该有100万册以上吧，当然不包括余杰作品的大量盗版。可是，又过了三四年，余杰正当三十而立之时，当我问一个在某大学就读新闻系还算有点姿色的大四女生余杰的书读了没有，她的回答正好印证了余杰对贫乏时代的描述，在这位女生眼里余杰与余秋雨是没有任何印象的，估计别的大学里也不乏这样的女生，或者男生。余杰的作品在三四年前的大学校园可谓一纸风行，三四年以后，余杰的名字逐渐走出校园。我想这不单单是余杰文章本身的问题，而是余杰文章被发表的次数、新书被出版的次数锐减的原因。或许是余杰太见不得“鸡的心理”了，所以“鸡的心理”也太见不得他了。
余杰作为一位另类青年作家，他能够无畏地坚持把真话写作这件煎熬人的事情做到底，正说明他的一位非常有信念的青年作家，他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余杰虽然激情多余深思，才情高于学问，但他的表现可以用古希腊最负盛名贤者梭伦的话来总结：“雅典的公民们，我比你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智，比你们中间的另一部分人勇；我比那些看不出庇西特拉斯要当僭主的人智，比那些看出来而不敢说的人勇。”
不过，余杰在今天作为说真话的文人，应该说还是有点保守的，因为面对强大的贫乏，他真有点无奈，以及无趣。这，就是今日余杰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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