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羽飚

这两年，知识界对公共领域发言已经很时髦，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大量的时评政论中，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愚昧，他们常常把已经搅得很浑的水里，搅得更浑，大致地看，这些时评政论中普遍地缺乏几个必备素养：

第一，缺乏深厚的甚至基本的法学素养

不少初通法学常识的时评者常常以法学权威的身份对大众发言，但一开口就错，去年底的刘涌案和苏秀文案是个典型，刘涌案中，不少法学出身的时评者对出具专家意见书的法学家横加指责，不过他们连意见书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就急欲发言，学法学的人这么不谨慎在中国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苏秀文案中的不少时评就更加离谱，他们不区分警察局调查上的问题与法院审理是两个司法程序，就把脏水泼向他们想像中的司法腐败，从一般性的程序看，法官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这般时评家懒得深入研究，先骂再说，至少可以博得民间掌声。这些时评政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大学法学教育的失败，无论学生还是学者都缺乏基本的法学思维能力，学界应该从这些时评政论中反思法学教育的问题。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名人根本不懂基本的法学常识，却也要扮演权威身份，对着自己并不熟悉的司法领域说胡话，人们震于他们的名头居然也信。虽然时评政论中有些高质量的作品，但一来关注的人少，二来可能引来更多的围攻，半桶水的法学家和愚民们组成一道群盲阵线，使得表面上的维权高调下隐含着民粹主义的动乱种子。

第二，缺乏深厚的甚至基本的社会学素养

中国的社会问题、公权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因此需要时评家有一定的社会研究能力，在彼国行得通的规则在中国未必有效。在一个急遽变革的社会里，任何规则的建立尤其需要一个动态观察的视角，这正是社会学要展示的历时性问题。可是，时评政论家们往往高调要求，浅层次分析问题——这本来是文学家、诗人分析社会问题常有的毛病，现在全传染给了时评政论家。他们缺乏对现状的基本理解，除了批判只有批判，而没有深入分析的耐性，没有细节的分析视角和能力，这样的时评除了给人提供一点出气的素材——公共知识分子如果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就应该回家睡觉或者钓鱼去——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第三，缺乏基本的人文教养

时评政论往往比赛激进，却不懂基本的稳重和谨慎；往往比赛谁更坚定，却不懂得不伤原则的妥协；往往比赛谁更残忍，却不懂基本的仁慈；往往是本应该针对制度的批判，却拼死要求杀人。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时评政论在中国媒体上大行其道，可见愚民教育的巨大成功。这种人文教养的严重欠缺也常常表现在不少时评政论者好做诛心之论，不同意他人观点就猜测他人发言动机不纯，是为了升官发财、追名逐利，或者是不敢得罪谁或者是为了向谁谄媚，不一而足，总之喜欢就被批评者的品格评头品足，对问题本身倒是兴趣不大。

知识界这种显而易见的愚昧已经深入大众，愚昧的知识界只能顺应愚民，却不能引领他们变得稍有理性和判断力。如果把国家交给如此愚昧的知识界，那我们面临的就依然是19世纪末的中国——不肯变革的守旧派和唯恐不够激进变革的康党朝堂斗法，不管谁赢都把中国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轮回啊轮回，难道真要回到那革命的往昔？

祖国，我为你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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