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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上网是在2000年初，起初是在几个大学的BBS混，后来混到了网易社区和其他几个地方。这段时间我只是潜水看贴，从不发言。2000年夏天我接触到了李永刚老师办的“思想的境界”，当时它的论坛设在“西祠胡同”里的“社会与人文”下面，所以我便又混到了西祠，并且发现了那里的“民主论坛”（后改名为“民主和人权”），这就是现在的“民主和自由”论坛的前身。我在西祠上注册了“不锈钢老鼠”这个ID，主要是为了看贴方便，我依然很少发言。随后发生的事情有“思想的境界”被关闭，这件事还颇引起了一些风波。好几个地方出现了“盗版”的思想网，供网友们下载原来思想网上的好文章之用。西祠的“思想的境界”论坛也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再没有往日的红火。最近我在一本正式出版物中读到了作者引用李永刚兄对网络民主的观点，感慨颇多。
接下来是2001年春夏之交，离某个重要的纪念日还有一两个月，网络上的不安与躁动已经开始，这时却传来“羊子的思想家园”站长杨子立等四人被捕的消息。“羊子的思想家园”是我常去的网站，在我学会用代理浏览海外的“反动”网站之后，还常常在她那里寻找可用的代理，所以我对杨子立的被捕感到特别震惊。而且随着纪念日的日趋临近，西祠网友的情绪日趋激动，“风声”也日趋紧张。比“民主论坛”激烈得多的“自由主义论坛”中存放了大量关于这个纪念日的文章，直到坛子被西祠站方关掉；几个大胆的网友被封ID；这时关于网特的传言也越来越多。这些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借用王小波的一句话：吾辈从今天开始说话。如果现在我不说话，以后可能就没人能够说话了。这是我发言的开始。
终于进入6月了，西祠站方宣布，6月1日至7日，西祠因技术原因休站7天。说是技术原因休站，但是网站的服务器一直开着，网友们仍然可以以各种方式“挖地道”进入胡同。到了纪念日当天，网友们都发现自己的嘴巴被封上：无法在论坛发言了。这时又有网友迅速开发出替代程序，解放了的网友纷纷发出感慨：原来嘴巴被封住的滋味是这样的！我的一篇纪念文章也得以发出。
西祠的“技术性休站”休了大约有一个月。这期间据说被南京某报（西祠的服务器在南京）批判“名义上服从领导决定休站，实际上留有多个入口供反动分子进入。”这样直到有一天，西祠关闭“民主和人权”等多个时事政治类讨论版，另有一批讨论版被降级为秘密版。
民版的老网友们不甘寂寞，另外找服务器做了一个界面跟西祠很像的“烟雨社区”。烟雨的优点是任何人都可以建讨论版，因此我也开了自己的文学类讨论版“发条橘子”。尽管如此，烟雨上新建的“民主与自由”版，却是整个社区当之无愧的“老大”：民版占了烟雨的绝大部分的空间。与此同时，民版网友也不满足于仅仅上网发发帖子了，我们想利用自己的力量做点实事了。烟雨是西祠的简易版，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不能开秘密版，没有聊天室等等。于是我们回到西祠开设了一个秘密版——版的名字很不引人注目，叫做“好朋友一起来玩”，由于版号是71138，于是我们又管它叫71138版——目的是讨论我们能为中国的进步做点什么。我们决定每周五晚上8点在秘密版的聊天室里开会讨论。我不知道最早的网络会议是不是从我们开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网络会议早已停止以后，一位网友写了一篇《光着身子开会》，意即在网络聊天室里，不必西装革履，甚至可以什么都不穿地开会，回忆这一段日子。大约两年以后，我坐在看守所里，看着电视新闻里新政府要反腐败，改革会议方式，改用网上会议，我也回想起了当时在聊天室里开会的日子。
讨论中有些朋友不满足于网络社区组织的虚拟和松散，想要走下网络，成立更加严密的组织。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我不反对走下网络，但是我反对成立任何形式的严密组织，原因是新青年学会的前车之鉴。我所希望的就是像版名一样“好朋友一起来玩”，大家以网络为平台彼此交流、相互支持，以在异化和疏离的世界中获得归属感。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和北京的网友们搞了几次聚会：“组织大家去爬山看电影”，这是一位网友的话。
一次讨论中，有网友找来了2000年6月被捕的“天网”黄琦的妻子曾丽。大家讨论如何能帮助黄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捐了一些钱给曾丽，因为她的生活很困难。就是这时候我写了《柿油派网虫集体向党和政府投诚》。这个帖子是一位网友的主意。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主意，但是都没有结果。
烟雨论坛只存活了短短的两个多月就被关闭了，从此“民主与自由”便走上了在三十多个论坛上流浪的道路。而西祠的秘密版却一直存在到今天，只是再没有人气。与此同时，民版的朋友还在西祠上开了另一个秘密版：“人民日报FANS俱乐部”，后来改名叫“人民日报读报小组”。版内经常滑稽模仿“我党”搞一些党内斗争，搞点政治无厘头逗大家笑。我也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它。这个版也早已被关闭。
2001年十一旅游黄金周期间，民版的网友们决定在南京搞一次跨省的大聚会，参加聚会的网友来自江苏、上海、安徽、广东、辽宁等省市。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北京网友参加。出于开玩笑的目的我写了一篇《西祠柿油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的“报道”（其实就是把中共一大的文告拿来改头换面），贴在西祠的秘密版里。这个“报道”没过多长时间便被斑竹删掉。当时我还抱怨斑竹“过敏”，谁知一年多以后当我面对预审的时候，当问到“西祠柿油党”是怎么回事时，我只好努力解释那只是一个玩笑。由此可见他们对“组党”的敏感程度。
此后的半年里，秘密版的讨论逐渐冷下去，“民主与自由”关了又开，遇到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这段时间我写了一些文章，认识了一些网友；除了民版以外，我还在其他一些论坛上发言，如问题与主义（后改名为学而思）、不寐论坛等；“不锈钢老鼠”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ID变成了“著名网友”，还当了一段时间民版和学而思的斑竹。2002年五一的旅游黄金周又快到了，民版的老朋友们又想组织一次聚会，这次我们可遇到麻烦了！五一之前，多名积极组织聚会的网友、及西祠和民版的著名网友被江苏当地国安传讯，聚会被迫取消。据被传讯过的网友说，我写的一些文章引起了国安的注意，我和几位北方网友是他们询问的重点。现在有人指责当时的一位网友被传讯时“向国安提供了很多关于老鼠的不实之词”，我要郑重声明的是，事情是这样的：这位网友确实对国安说过诸如我年龄有四五十岁或者更大、以前当过右派等等“不实之词”，但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我；他此举也许有些不负责任，但是并没有恶意，相反我是应该感谢他的。我认为他不应该因此而受到网友们的指责。
听说这件事之后我被吓坏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发过帖子。可时间长了，又感到这件事的可笑。我写了“三部曲”的《不锈钢老鼠的自白书》，分别引用话剧、电影和小说作题目，来表达这件事的荒谬和解释我心中的真实想法。我又开始在网上发帖子。直到2002年9月，北师大百年校庆刚过，心理系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找我谈话，说我在互联网上发表过一些非常反动的文章，上边几次找到学校，还说我有组党的想法，是一个非法组织的重要成员等等，警告我以后不要再发那些过分的文章。当时我知道“狼”真的来了。从那之后，除了一篇关于减肥的文章以外，我没有在网上发过任何帖子，连跟贴也很少，直到2002年11月7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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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8日，我“取保候审”回到家中。我发现在我被羁押的一年多里发生了许多事：不必说“胡温新政”，不必说SARS与蒋彦永医生，也不必说徐文立、王炳章、方觉，最让我感动的是网络上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包括广大网友们和各新闻媒体、人权组织对我的关注、声援和帮助，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有一些网友如杜导斌、罗永忠、罗长福等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对此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我也对那些要为此事负责的人感到非常遗憾。除此之外还有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郑恩宠案等等，在这些民间维权的个案中，网络的声音已经浮出水面，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还有一件事不那么起眼，却引起了我的重视：关天网友在各个城市的定期聚会。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各地的网友都在聚会，在各个思想网站上发的“聚会通知”上往往有这么一句话：“此条传抄兄弟省市：欢迎有关部门光临指导、费用自理。”我知道那后一句话并非空穴来风，也听说了以往这种聚会所遇到的种种阻力，但是现在这些聚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北京网友的聚会已经有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也有了“议事规则”。这些使我想起了当初民版几乎同样的努力与尝试所遇到的挫折，部分是由于强大的压力，部分是由于热情的逐渐消退和我们自己策略上的失误。跨省市的聚会和秘密版的讨论失败了，但是“民主与自由”艰难地存活了下来，并且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网友聚会”这种形式却蓬勃发展了起来。
现在谈谈我对自己的“网络历险记”的反思和总结：网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再回到以前的话题：有朋友认为网络社区太过于虚拟、太过于松散，希望成立更加严密的组织来做事。当时我对此表示反对。现在我仍然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从经济学上来看，一切形式的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和NGO，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存在的。而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信息沟通，这便是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在内的传媒的功能。那么“组织”真的就比媒体和网络更能有效地沟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吗？不一定，从我的案件来看，结论很可能是恰恰相反：昨天，2004年1月15日，我家附近的派出所才刚刚从我口中得知，我的取保候审已于2003年12月25日解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去年12月25日我解除取保候审的当天，媒体便已经打电话来采访了。此外，我的案情中能够体现出：后极权主义的精神分裂已到极点，某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不知道另一部分人在做什么，他们说的话、采取的行动是分裂的、自相矛盾的，内耗和不确定性极大。而比较之下，网民们无论是在沟通信息、组织聚会，还是在发起、组织签名、募捐等行动上，也许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模式，运作起来更加迅捷.我们的信息沟通更加快捷，工作更加透明，组织结构更加民主，因此大家的积极性也更高。互联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组织”的作用，互联网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互联网给中国备受压抑的公民社会以发育的空间。有人曾经论述过由于电视的普及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现在，互联网也正是这么促进中国一个发展进步的契机。
这次出来以后，我曾跟朋友说过一句话：现在是开PARTY可以，组党不行。可是想起来，很多国人以为这个英文词是一个多义词，殊不知在原文里这二者并无多大区别。我又想起关天的PARTY，想起要是在今天，杨子立他们的“学会”也许不算什么。当局现在对很多东西是处于逐渐脱敏的状态，比如“人权”，我们都记得人权曾经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词，可现在人权已经被写入宪法了；再比如网络言论自由和网友聚会，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的言论空间是大家努力争取来的，我们说得越多，做得越多，当局就会越习惯于这种做法，我们大家就都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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