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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如果没有张思之先生的出现，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律师，正是他以坚定的道义担当和令人叹服的专业素养为这一职业挽回了荣誉。尽管他慨叹自己虚度了几十年光阴，“不学无术”，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重返律师界以来，尤其是90年代当他站在法庭上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诚挚、认真和护职业良心的耿耿之心。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赢得了当地上千百姓的欢呼，“人民律师万岁”的热情呼喊曾让他感动得泪流满面。1991年以来，他先后为王军涛、鲍彤、魏京生、高瑜等作无罪辩护。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挺立在杨子立等四青年“案”、律师郑恩宠“案”的法庭上。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所以我说他虽败犹荣。他于1927年11月12日出生在河南郑州，少年时日寇入侵，举家迁入四川绵阳，在那里度过了早期的中学时代。他自称“生在黄河边，长在长江畔”，并因此熟悉古岸纤夫动人心弦的号子，他的辩词也如同号子那样“坚定、自信、有力”，他说这是他“行进中的声音”，是“不平之鸣”。在成为一名职业律师之前，他曾有过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一切对他后来在面对压力时的从容、执著，始终保持乐观，以平和的心态坚持理想恐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他16岁就投笔从戎。1947年他考入北京朝阳法学院，我曾问过思之先生，朝阳法学院对他以后的律师生涯到底有多大影响，他回答说：“我入学之初，本已下定决心，从此埋头苦读，弥补中学阶段的不足。不料‘秉性难移’第一学期还没修满，就上了‘船’，以飞快的速度演变成一个100%的‘地下工作者’”。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当时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的选择。1949年，他参与接管北平地方法院，不久成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由法官而律师。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生涯。直至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才回到律师界，前后相隔22年。第二年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并先后在政法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编写了《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制度讲义》等，对重建中断已久的律师制度创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1988年，他创办并主编《律师》杂志，第二年6月出到第三期，因为刊出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被司法部勒令停刊。思之先生再次遭到不公正待遇。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更坦然地以一个律师身份一次次肩起了沉重的闸门。他眼睛不好，看上去瘦骨嶙峋，却显得硬朗、平静、达观，同时不乏幽默，他不卑不亢，无私无畏，接手有些案子他甚至连律师费都分文不收，见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亲切而坚定的面容所感染，他身上的精神气质仿佛有一种大国的泱泱气度。在这个利字当头、人欲横流的时代，他在律师界的巨大存在将是后人无法理解的一个谜。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在他的辩护生涯中，他曾多次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真诚的泪水。他接手的许多政治案败诉的结局其实早已经注定，但他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真实的声音《我的辩词与梦想》就是活的见证。他说，“律师离不开法律，自然脱不出政治。我因为长期工作在北京这个漩涡的中心，乃有机缘参与一些世人关注的讼案。……这类案件中我的辩词，差不多都是紧靠客观乃至规定的极限，擦边而过。局外人焉能料到，我们律师就某案作某种（例如“无罪”）辩护，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倘不加小心，有所逾越，恶果随至是自不待言的。间或生出非分之想，越出一回，身试一次，可又总不能忘却林老亨元先生那独特的慈爱告戒：‘要善于自我保护！’”思之先生说自己到“有些危急之际”，便“故意隐约其词”，因此而“逃脱了鲁迅所讲的‘覆灭’。”但“在那‘隐约’之中，也还闪烁著法律同权势的交锋”，尽管他常常为自己无力充分地为当事人辩护（尤其是“护”）而难过、而愧疚。无论如何作为律师他已经尽力而为，毕竟他始终如一地守住了那条“绝不说假话”的原则，对此他问心无愧，这不仅是职业良心的界限所在，更是做人的底线所在。有人常说律师不过是“花瓶”，他说，即便如此，他也要在这个特制的“花瓶”里插上一束带露、带刺的白玫瑰，而“不允许让人随意地来上几根狗尾巴草”。当越来越多的律师秉承良心的召唤，和张思之先生站在一起时，他的身影就不再孤独，特制的“花瓶”里将插满带刺的白玫瑰，狗尾巴草会逐渐被世人抛弃，这正是社会的希望所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原载《世纪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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