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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斯大林一样被批判，认为赫氏批斯的“秘密报告”立了个极坏的榜样。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非但不回礼、不热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４８）
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其时赫氏正在与美国搞缓和，担心中共与台湾的战火将苏联卷进纷争，希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进攻台湾。这也被毛拒绝。按毛的说法，赫鲁晓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为牵住苏联，不让赫鲁晓夫与美国拉得太近，发动了对金门岛的炮战。那时赫氏虽对毛破坏他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不满，却对中国还抱有幻想，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有火箭的图—十六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国虽没有轰炸机，却不愿接受苏联人助战，只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国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中方的学员认为：“苏联人教课是严谨、认真的，真心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二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世人皆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毛泽东认为对外国访客承认使用苏制导弹不光彩，便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其实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５０）
中国拒绝与苏联搞“联合舰队”并不错，可是说苏联企图以此“控制中国”、觊觎中国主权，却无根据。此两项要求被拒绝后，苏联仍然送来轰炸机、导弹、潜水艇，并没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国就范。但毛对赫鲁晓夫毫不领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十年大庆，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庆典，毛与赫争吵时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不该（在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认为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曾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但那是屈于形势不得不而为之。毛从来也没瞧得起过赫，对赫氏作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背叛马列主义”；赫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苏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倾机会主义”。两党决裂势不可免。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金门炮战，常人均觉不可思议。赫鲁晓夫头脑正常，当然有理由怀疑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会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中止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撤走帮核武器专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这么做是撕毁协议、“背信弃义”的行为。中苏共决裂，苏方中断对华援助，单方面停止执行援华合同当然不义，但十年后中共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决裂时，也一样中止援助、撤走专家，一样“背信弃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明显至极。
对苏联如何不顾中国的经济困难拼命逼债一说，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苏联的“逼债”是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一共才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５２）所谓逼债，不过是一九六○、六一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为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５４）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５５）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
至于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更加严密封锁，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对人民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苏交恶，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若毛泽东没搞大跃进、没在金门兴风作浪、没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两国绝不至弄到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地步。中苏交恶，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帐，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５７）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对象。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各省、市抢着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
(引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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