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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半壁河山陷落日军之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皖南事变”导致国共两党内讧、关系再度紧张……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于4月13日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友好与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保持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这个条约还附加了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的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该“条约”和“宣言”在世界上一公布，中国人民被激怒了。
首先，国民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民间反应最强烈的是为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震惊之余他们立即作出了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联合会”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相约出席、主持了会议。参加座谈会有当时中国的不少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式分析：苏联当局的如此行动，问题是非同小可的，无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关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刻，苏联作为世界上的反法西斯大国之一，忽然出现这种举动，而且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所占领的我国东北三省“满洲国”为“神圣不可侵犯”，直接在国际上宣扬被分裂、割让的外蒙“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毫无疑问是为虎作伥，为难之际在中国背后狠狠插了一刀，真正爱国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干休。
任何华丽的辩解，也掩盖不了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华民族的蔑视和中国领土的“出卖”。
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欢欣鼓舞，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专门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在交给张申府斧正后，于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中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了名字。
信中开始歌颂了苏联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后指出苏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中还要求斯大林做出补充说明：“（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信中含蓄的对苏联的出卖进行了批评，但态度相当谦卑客气，最后还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礼”。
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
签字日期为1941年4月17日。
该信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肯定，称赞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此时，一直对该事件静观不语的重庆中共某领导出面了，找到了沈钧儒、章乃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救国会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此举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
沈钧儒当即表态：我们考虑问题或许不全面，有些欠妥。
章乃器则坚持道：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之处。
毛泽东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才对这个事件表了态，他表态的目的是为苏联的这个条约进行了辩护：“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定。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定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
王造时并不知道：爱国是不能随便乱爱的，爱国要根据需要来爱。
由于这次执笔写这封信，从此他成了一个“反苏”的代表人物。
“反苏”就意味着“反共”，这种恶果在新中国成立后越发体现出来了。
建国后“爱国七君子”除了病故的邹韬奋和被国民党杀害的李公朴外，都陆续调往北京坐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时被冷落，无人理睬，一直在上海的家中“待业”。195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聘请去政治系任教授，他才算是碰上了一个吃饭的家伙。
但是，王造时始终不知道自己被冷落的原因。
有关负责人对王造时参与写这封信大致上是两种定性：1、这是一封抗议信；2、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3、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就拟定好、强迫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签字的。但无论怎样讲，王造时都是“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后来知道后感到极大委屈，但百般辩解没有用，只好去做他的冷板凳。
基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的出面解释，1957年3月2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接见、招待了王造时，对这场“历史误会”表示了完全的理解，并说：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考虑调到北京来。王造时大受鼓舞，感到“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苦闷，为之豁然一爽……”，擦拳磨掌，大有为新中国建设再出一把力气的激情。
两个月后，王造时因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变成了中国的大右派。
1966年11月2日，“反苏反共”的大右派王造时又被上海时公检法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1971年，倍受坎坷和人生磨难的王造时病逝，享年70岁。
结局很平常：他在地狱中时阳世间为他做了平反，并且讴歌了一番。
不知道冥间中人对这些阳世间的戏剧还感不感兴趣，乐不乐意看。
好在也无所谓，阳世间的戏剧本来就是演给活着的人看的，地下的王造时喜不喜欢看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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