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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竹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顺利落幕，完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班换代，而胡锦涛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可是紧接着，我们又听得中共官方压制言论自由的一系列举措，比如中宣部命令关闭《战略与管理》杂志，以及关闭北京大学的一个叫“一塌糊涂”的网站，原因是这些地方出现了所谓“出格”言论。这些案子并不一定是胡锦涛个人所为，但却在在凸现出胡锦涛时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勃列日涅夫式执政的僵化风险，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失序风险。
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上台，第一要务也是要加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他认为前任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导致了党内“人心涣散”，所以勃列日涅夫通过强调“科学管理”以及“优化领导体制”，来加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勃列日涅夫的确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技术官僚，在他的调控下，苏联的官僚体制各部门的协调能力以及效率大大提升，由上而下的控制机制全面加强。对苏共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也许是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因为表面上一切都四平八稳。但是，深层次的危机却在不断积累，体制积弊越来越深，而最大的危险是这个执政党全面僵化，失去了自我改革的能力，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再来看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有很深的危机意识，苏联共产党貌似强大，但在僵化的体制中已经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内外危机重重。戈尔巴乔夫的办法是通过锐意的民主改革来挽回苏共执政的颓势，也就是所谓的“民主重建”。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未能掌握好政治操作中的控制与稳定，在改革过程中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政治过程失序，直至苏联解体。
在理论上，胡锦涛会力图避免这两个前途，一方面要避免勃列日涅夫式的僵化，一方面要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失序。但从国内的报章看，中共领导层似乎对失序的风险很重视，而对僵化的风险不够重视。正因为此，僵化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隐患与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回到上面谈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僵化与压制言论自由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压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僵化，而僵化又必然建立在压制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所以，胡锦涛时代要想不重蹈勃列日涅夫的覆辙，就要逐渐放开言路，允许言论自由在中国生根开花。否则的话，僵化与死气沉沉将是不可避免的前途，它会断送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大局，叫“慢性扼杀”。
另一方面，如果要避免戈尔巴乔夫的失序问题，就必须加强法制，亦即在法制的道路上，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比在人治的道路上完成改革要更少风险。可以说，政治体制的任何变革，都是中共自己向自己开刀，一旦启动，这个过程的确很难预知，很难控制。所以，应该先从宪政体制的改革开始，先完成宪政框架的稳定结构，解决“党比宪法大”的问题，这样，政治改革就有一个既定的轨道或限制性条件，而任何人为的因素都不至于让改革翻车。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没有稳定的宪政框架保障下推动改革的，也正是在这里翻了车。
总之，自由与法制，缺一不可，而只有在它们的双重保障下，胡锦涛时代才能超越“僵化”与“失序”的窠臼。为此，中国急需立两部法，一是新闻出版法，以保证言论逐渐放开，有序扩大，最终达到公民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其次是要有一部“宪法法院”法，以落实中国根本大法的维宪、释宪机制。现在的情况是，宪法框架在共产党执政行为中实现，而不是共产党执政行为在宪法框架中实现。这种情况很危险，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旦失序便不可收拾的原因所在。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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