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


　　今年2月，一批流亡者为庆祝刘宾雁先生80寿诞，出版了一本关于流亡的书。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他们颠覆了关于流亡的传统观念和政治看法。其中，最震撼我心魄的是那独到的才气叙述了一批古今中外在重大关头创造了历史的人物在那种恢宏的历史视野中，流亡不是个人的悲戚和国家的悲哀，也不再是边缘人出局的经历，更不是注定要浪费时光流亡，其实是担当创造历史重任前的充实和历练，是为新的开端做必要的心理和智慧的准备。

痛苦的流亡者

　　流亡，在传统的国人眼中，是一件于国家和于流亡者个人都不幸的坏事。流亡，使得流亡者不仅丧失了影响国家命运的机会和渠道，而且使得他们被迫远离自己生长和热爱的故土生活在人情两疏的异国他乡。

　　多少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悲剧，发生在流亡者的群体中。其中一桩令我我刻骨铭心的悲剧是诗人老木的经历。80年代北大校园有三个杰出的学生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老木。我与海子曾匆匆相识在法大。那天，一批当年北大校友聊天。海子略显忧郁，说话不多。就在89民运爆发前夕，海子卧轨自杀。我与骆一禾相识在1985年我组织的一次郊游。他最好的朋友在那次郊游中，淹死在怀柔水库。89民运期间，骆一禾参加绝食，仅数日就突发心脏病死亡。他是89民运死亡的第一人。在发起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后，我开始认识老木。我至今记得他激动地向我说，如果89民运早一些时候爆发，海子不会自杀他将在这伟大的运动中找到自己心灵的位置。而骆一禾的意外病故，使得他成为唯一幸存的北大校园诗人。老木感到自己不仅应当代表自己、而且应当代表亡友投身这场伟大的运动。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此话时脸上和眼中洋溢荡漾的光芒！然而，1994年,我在经历牢狱之灾后,再度与老木相逢在巴黎街头。他的精神已经几乎崩溃了。在那举世闻名的浪漫之都的春风沐浴的夜色中，一个诗人竟然无心玫瑰般的景色抱着我痛哭，心境落魄到难以生存。几年后，朋友们流传的有关老木的故事，都表明他的精神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此刻，比较海子和骆一禾，作为诗人，老木的道路是最艰难的艰难到甚至难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维持人的尊严。

　　流亡，当成为个人悲剧时，决不是平常人可以承受的心灵苦难。

　　在某种意义上，老木感受到的心灵痛苦折磨是几乎所有流亡者的缩影。更严酷惨烈的是那些死于流亡中的痛苦思乡的心灵。王若望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极度渴望回到祖国，在熟识的环境和朋友中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作为象征人物，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肩负着维持一个群体的尊严的重任他甚至必须压抑这内心的渴盼不得表露，以免被误解为软弱。

　　1989年以后的政治迫害在世界范围内造就了一个特殊的中国人群体。这批为中华民族能够建立一个公民有权利、有尊严和有安全的国家，被中国政府严厉迫害。在绝大多数人坐牢的同时，一部分人被迫流亡，不许回国。然而，由于中国政治的残酷传统，也由于流亡者在中国人总数中不多，流亡者的痛苦并没有引起国人的广泛重视。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轻信一些传闻和误解流亡者群体。赵品璐先生去世时最大的心愿是骨灰回国，最忿忿不平的是，他这样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天天做着中国梦的爱国者，竟被在中国最高学府做着美国梦的学子指责为卖国贼！

　　流亡者的精神痛苦是三重的痛苦：思乡不能回国，爱国不能报国，来自同胞的误解。

再生的流亡者

　　流亡不尽是负面的意义。即使忽略流亡者个人心灵的痛苦和屈辱，在中国政治中，流亡也有两点意义被有识之士所揭示。第一，流亡表明了不屈服的政治品格和尊严。流亡，就有国不能自由出入这一点而言，是政治迫害强加给流亡者的。但是，如果流亡者不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愿意做出政治调整，就可以结束流亡。宁愿流亡，也不改变政治信念和良心判断，使得流亡又是一种自觉的政治选择。在今天机会主义泛滥、道德沦丧和唯利是图的中国，这样的坚守已经使得流亡的坚守超越政治层面，成为一种更具启示意义的精神道义象征！第二，流亡者声音、政治运作和存在，对于权势者是有力的牵制。尽管由于悬殊的力量对比，这种政治功能往往不被发现或承认。如果考虑到流亡带给流亡者心灵折磨，流亡的体验也不全然是负面的痛苦。流亡，作为一种独特的磨难如同一切其他的磨难一样，可以被视作天之将降大任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