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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被北大以「自动离职」处理的焦国标，目前正在美国从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展演化的研究。他呼吁世界各国大学校长关心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采取切实措施推进中国的学术解放和思想自由。
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有感于过去一年他在北京大学的遭遇，四月上旬在美国华盛顿，给世界各国大学校长发了一份呼吁书《在学术交流中推进学术自由是文明世界大学校长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他在这一呼吁书中说﹕「提请你们在代表各自的大学与其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不要忘记一项伟大的事业，那就是关注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自由。这是一项被你们忽略的、在许多国家正遭受粗暴践踏的事业。」
焦国标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五月二日，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他说，他正从事一项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展、演化的研究工作，查阅了大量有关档案和资料。他说，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今，前后有三十名中宣部长，他力图对中宣部在每个时期的任务和作为作出阐述和评介，特别是丁关根时代和刘云山时代。
他说﹕「我看到有网友说，我是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这真是高看我了。瞧我这张嘴，没把门的，能吃『情报』这碗饭吗﹖我一直很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暂拟《我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同事们》，介绍一下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除我之外有两个韩国的、一个车臣的、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南非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耳其的，还有几个不太熟悉国籍的。我们这一批，不是同时来报到的，就像一窝小鸡出壳时间不同，有早有晚，有几个还是刚刚到的，尚不太熟悉。」
四十二岁的焦国标说﹕「过去在国内，发往外国的电子邮件往往到不了目的地，其中给一位日本朋友的邮件从来没有发到过。现在发往各国的邮件都很畅通，包括过去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的电子邮件，那位日本朋友如今也是件件顺畅。可是偏偏发往国内的又不行了，常常不是对方收不到，就是我收不到。咱们中国人就该通信窝心啊﹖」
在华盛顿不到两个月，他读了不少中英文书，去了纽约两次。他说﹕「在美国生活很简单，很单一，很自由，没有太大压力，体重都增加了好几斤。四十年来，我体重没有超过一百二十斤的，现在至少有一百二十五斤。在北京，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美国许多朋友劝我别回国了。虽说回北京『爽』不了，但我不愿久留美国，总觉得有一种缺憾，没有家的感觉。」
他的一个德国记者朋友，在北京住了八年，要调往驻土耳其工作，现在在中美洲度假。一周前，那朋友给焦国标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至今焦还没有回复。他说﹕「我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对他该说什么。他在信中说，北京不适合人待，中国不适合人待。我知道，他这是看我人在美国才这么说的。可我仍对这句话感到心疼。住了八年，走了竟留下这样的印象。咱北京，咱中国，哪一点不适合人待呢﹖我们怎样才能让人家说适合人待呢﹖北京，中国，对于一个外国记者而言，我想除了环境以外，最核心的不适合人待的因素应该是记者的采访权处处受限制吧。」
二零零四年春，他发表了《讨伐中宣部》一文，令「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此文迅速在全世界流传，并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之内被翻译成至少二十二种文字。北大校方在中宣部、教育部的压力下，九月停了他的课，取消他作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十二月，北大校领导提出将他调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往该校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工作。如果他不接受，要么他自己「主动辞职」离开北大，要么将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将他开除出北大。二零零五年二月，他应邀去美国作访问学者，北大向他提出不许出国的要求，如果非要成行，条件是﹕要么自己先「主动辞职」离开北大，要么就以「自动离职」处理。焦国标拒绝「主动辞职」，他给北大校长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一千字的信，表示希望曾经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立校的北京大学能够借他一枝栖息，不要把他「踢」出北大。三月十六日，他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翌日，北大把「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送到了他的家里。「自动离职」是一种委婉表达法，实质上等于开除。三月二十四日，亚洲周刊发表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万字长信，并报道了北大已以「自动离职」处理焦国标的消息，由此引发中国大陆以外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在美国工作之余，他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尤其是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因此给世界各国大学校长发出这份呼吁书。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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