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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一）
20世纪是民主与专制大搏斗的年代。它以世界大战形式迫使德、意、日法西斯专制宣告失败，又以围而不战形式迫使苏东共产专制自行消亡。这两次全球性战役是对专制主义的摧毁性打击，使它再没有力量组织扩张性的、力图独霸世界的、危胁各国安全的军事国家集团，为民主主义的扩展开辟了道路，开始了民主与专制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搏弈。
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军队曾扮演重要角色。军事强人干涉政治或以军事政变形式变换政府，构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史的重要特色。上世纪60到80年代，非洲发生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发生10次以上的有11个国家，2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政府。拉丁美洲与亚细亚洲情况与之类似。
军事政变曾起过进步作用，这种政变的目的在于反击外国侵略或改变皇朝统治。比如埃及纳赛尔作为军中“自由军官组织”领导者，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又领导新政权没收王室土地，进行土地改革，这就是军事政变推动历史前进的例证。不过，由此建立的军人政权或文人政府，不管有没有民选形式，它的独裁本色是相当浓厚的。不能期望由军事政变建立的政权实施充分的民主制。
一般说来，当民主力量得到发展，政权的民主倾向侵害到专制势力利益时，必然引起专制势力反扑。这时，军队上层由于与社会上的专制势力息息相通，利益与共而成为它的代表。军队提倡绝对服从，内部等级森严，这种组织结构不可能产生民主意识，它的自发趋势是倾向和支持专制政治。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可以从智利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中看出其激烈程度。民选的社会党人阿连德总统推行进步的经济政策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遭专制势力忌恨，乃至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炮轰总统府，阿连德献身，民主夭亡。皮氏接着废除民主宪法、取缔政党、禁止罢工、停止社会福利、杀害进步人士，倒行逆施。可以说，只要存在民主与专制对峙处，军人夺权独裁所在多是。
民主与专制在长期而反复较量中形成一个突出特点：民主制形式（如普选，如三权分立）普遍推广于各国，但专制体制与之犬牙交错，不同程度上使民主制受到制约或形同虚设。比如1979年韩国曾出现短暂的“汉城之春”，军中稳健派予以支持，于是强硬派、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清除军中异己，又强制实行戒严法，疯狂镇压光州起义，在此基础上，强迫政府设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使国务会议和内阁停摆，全斗焕扼制了民主而成为独裁者。这就是使民主制形同虚设的例证。
随着民主力量的增长和民主意识的普及，社会滋长着对于以暴力突然改变政权结构和施政方针的厌恶和反抗情绪，逐渐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军队减少发动政变次数，更多地采用从旁约束和钳制政权的方式，即实施军人干政。军方以支持执政者为条件，换取政府出让若干施政权力，比如不干涉军队经营产业、军队具有独立司法权、议会无权过问军事预决算，智利甚至曾规定铜的年出口收入10％归军队。这是政方与军方在力量抗衡中达成的妥协，对军方政变夺权冲动是一种缓解，对政府行使权力是一种束缚，它对民主力量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可喜的是，军事政变的非法性已经引起愈益广泛的共识，甚至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某些共同体。2002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美洲民主宪章》，规定一旦拉美国家发生中止宪制秩序时，其他国家有权以适当方式干涉。2005年2月9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谴责多哥军队准备让已故总统的儿子接任总统，与会者坚决反对多哥军队干政，并为此派出高级代表团赴多哥。非洲人的这种觉悟表明，这块30年发生240多次军事政变的土地正从军人跋扈中走出，明确拒绝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
军队国家化和政治中立化是西方民主国家不可动摇的规则。它的标志是：（1）文官主军，武官治军。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总司令通常是总统兼任。军队重大决策，包括军事战略和重大军事行动最高决策权、军队预决算，掌握在文职人员手中。（2）军队专职化。军人不得经商。（3）政治中立。政党退出军队，军人不得组党或参加党派。军人不得竞选议员、进入议会。这就是民主对军队的制衡，没有这种制衡，民主是没有保障的。这是各国军事文明发展的方向。
（二）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军政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政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军队归属于一个党，这个党具有控制军队的强大权力，党组织在军队各级以政委、指导员身份掌握政治方向，实施监督，各级军事指挥员接受同级党组、党委、支部约束，这就是“党指挥枪”。另一方面，党之所以能够占山为王、开辟地盘、抢夺天下、坐稳江山，主要是依靠枪的贡献。有了枪才有一切，包括党的生存和扩大，这又是“枪造就党”。枪与党是一而二、二而一，有人概括为：能够指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此语简练而传神。
党对军队的控制还表现为在封闭状态下无孔不入的党化渗透。个人崇拜的灌输，山头观念的培植，论资排辈的认同，仇杀意识的树立等等，使这支队伍成为在社会群体中最保守、最愚昧的集团。这种情况使“党指挥枪”能够牢固存在，即使出现军事分歧，如长征中南下与北上之争，冒出两个中央，也是源于权力争锋，与军事哗变不同。
随着军队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视野的扩大，随着中央权威的减弱和军队高层权力意识的增强，军队的声音从私下议论转向公开评说，从谨慎治军转向探求政向。这方面，1989年叶飞、张爱萍等7将军上书军委主席邓小平，呼吁军队“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主席团会上张万年等军方代表突然提出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动议，都是军人发出的与最高主政者不同的声音。它无疑表明，权力阶层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以军人为代表的意见崭露头角。这种趋势，在中央主政者的震慑作用日益式微时，就会鼓励军方声音不断加大，以显示军队在权力场上的存在，甚至以对抗方式试探中央主政者的反应。刘亚洲等人欲办“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封杀，立即示威般发表声明，要求“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这是研讨会受挫后，为了夺取话语霸权，“给你点颜色看”。结果，这种无视国际关系准则的冒险行为得到容忍，因而鼓励了朱成虎突破中央政府“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公开向美国宣布核威胁。这一冒险行为再次得到容忍。人们不能不认为，刘亚洲和朱成虎的动作得到军方的默许和同意才是可以理解的。它表明，军方触角已经伸向敏感的对日关系、对美关系，而且军方鼓励在这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不惜鼓起对日美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以撕裂对日美关系并投入核战为最高选择。应该说，这已经是名实相符的军人干政了。
今天的政治中心陷于重重危机，救亡无望。众叛亲离显露端倪：120万高干家属拐走巨额非法资产在境外定居。军方默许和同意刘朱二将军出面鼓噪，也是众叛亲离的表现。这种鼓噪的直接目的在于觊觎最高权力。一旦社会动乱爆发，军方将乘乱夺权，发动军事政变。这种可能性是明摆的。有人说，变比不变强，变则有望。但从上述军方鼓吹的主张看，这类鹰派执政会带来什么结果是可以展望的，它绝不证明“变比不变强”。
要把变的希望放在扎扎实实培育民主力量成长上，放在确定符合实际的民运战略上，放在使民主主义扎根于工农上。依靠自己努力奋斗，重点应放在这8个字上。
（2005.9.5）
——《动向》月刊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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