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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张愈编译报导/富裕了，但并不自由。邓小平25年前的经济开放给中国开创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许多西方人相信政治改革会随之而来。人们预期，经济自由将带来政治自由，最终带来民主。
这种预期并非专对中国。直到最近，传统观点都认为，经济发展，不管在哪里出现，都不可避免地──而且会很快地──带来民主。这种理论可简单归纳为：经济发展产生了受过教育的、有良好独创能力的中产阶级，他们迟早会要求控制自己的命运，最终专制政府被迫让步。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梅斯裘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丹斯（George W. Downs, Jr.）在《外交事务》杂志2005年10月号发表文章，就经济发展能否给专制国家带来民主作了深入探讨。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民主政府这一事实是这种进化理论的铁证。然而，历史却不如此简单。新近的事实表明，经济进步和和大家所称的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微弱的而且可能继续弱化。虽然在已有的民主国家，其高国民收入有助于稳定，但专制而富裕的国家日渐增多说明仅仅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导致更大的政治自由。
世界上的专制政体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高压的政治控制。这在中国和俄罗斯最明显。虽然中国过去25年经济呈爆炸性增长，但其政治却还是死水一潭。俄罗斯近年来经济有所改进，但政治控制也进一步强化。
这种互不相干的趋势──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紧缩──并不仅是个历史之谜。它表明一个不祥的、甚少被理解的事实：经济增长不仅不会促进专制国家的民主，有时还会被用来强化其专制政体。中国1980年代的总理赵紫阳说的也许没错，“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所能回避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形形色色的专制和反自由的政府至少可以在很长时期内抗拒民主。过去半个世纪大量的这样的政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政治自由化。另一类情况是，专制者被迫引进一些政治改革，却未能掌握好尺度，结果失去政权。
如何解释自由民主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答案在于专制政府演进得越来越精明。经济发展论者所称国民收入的增长会使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要求政治权利固然没错，但他们低估了专制政府阻碍民众这一要求的能力。
专着政体越来越擅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守政治权利??这方面他们做得如此之好，以至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减少反而是加大了他们生存的机会。
这是国际开发机构和布什当局很大程度上所忽略的事实。华盛顿喜不自禁地宣称全球化和市场资本的传播不可避免会带来西方式民主的胜利。不知布什当局如何解释相反的事实，显然，华盛顿要重新思考其在全球传播民主的计划。此外，国际开发组织如世界银行也要重新考虑贷款的附加条件。只是推进经济自由是得不到什么政治回报的──至少不会是立竿见影的。
避免增长陷阱
专制者有充分的理由将经济增长当作双面刃，既是工具又是陷阱。一方面，经济增长扩大了政府的资源（通过高税收）和改进了它应对各种问题（如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扩大了专制者的生存空间。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减少他们对改变政体的支持。
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会威胁专制政府的生存，因为经济的发达会从两个方面促成有效的政治竞争者出现：经济增长一是提高了政治游戏的赌注，所谓赢者通吃，得利大大增加会唤起人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二是增加了有足够时间、学识和金钱参与政治的人数。这两种变化都会逐渐积蓄民主化的能量，最终改变现存的专制状态，创造一个竞争的、自由的民主体制。
至今，许多西方的政策制订者和开发专家相信政治自由化会尾随经济增长的步伐，只是时间上略有滞后，专制政府基本上无法阻止（只要竞争者能维持经济进步）。这种思想可追溯到着名的社会与政治学家李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经济增长会增加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而加快民主化这一观点就是他广泛传播的。然而，李普斯特提醒读者：他所说的进步不是必然的：虽然在西欧已经验证，但西欧的成功有其特殊环境。
李普斯特发表其观点以后的这些年来，他的提醒基本被忘记。李普斯特的信徒也总是忽视这个事实：专制者并不是政治变革的被动的旁观者，相反，他们是规则的制订者，他们有权操纵规则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专制者在机构的设立和制造政治事件的能力上拥有一般公民所不具备的条件。事实证明他们对此得心应手，延迟民主化对他们绝非难事──往往同时还能维持经济的增长。
穿过针眼
“策略协作”是个政治学术语，指在特定条件下人们为了赢得政治力量所必须从事的一些活动，包括发布消息，招募和组织反对派成员，选择领导人，设计灵活的策略以增加团体的力量并左右政策的制订。
策略协作的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传统上认为经济增长会促成民主。原理如下：经济增长导致城市化和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改进，这些改进极大地方便了新政治团体的召集和沟通。经济增长也导致教育投资增加，从而产生更有学识、更有号召力的人物。
策略协作还有助于解释专制者如何切断或弱化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联系。如果在位的专制者能限制反对者的策略协作，就能减少下台的危险。但是，这里有个难题──为安全计，专制者必须在反对者中提高政治协作的成本，但又不能急剧提高经济协作的成本，因为后者会阻碍经济增长，威胁专制政体自身的稳固。
穿过这个针眼是很困难的，但却不是不可能的。通过反复尝试和矫正，专制政体发现他们能压制反对派活动而不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手段就是精心控制特定的公共利益的分配──所谓特定的公共利益指那些对于政治协作至关重要但对经济协作并不那么重要的利益。通过限制这些利益，专制者能使自己免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自由化的冲击。
怎样阻止革命
这种策略不胜枚举。看看近三年的几个例子。中国定期地封锁了Google的英语新闻功能，最近更迫使微软在其博客软件中禁用“自由”“民主”等字眼。这不过是中国对互联网活动的一长串限制中的最新插曲。
从制订专门的互联网监控政策到限制互联网网关接入中国的数量，中国想尽了办法限制国民对网络的使用。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普京总统将全国电视网置于政府的严厉控制下。2003年10月，普京将最着名的反对派人士米海尔•科多柯夫斯基逮捕入狱，随后又堂而皇之地进行迫害。
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4年12月通过一项新法律，查禁有关暴力抗争或政府镇压的新闻报道，对违反连篇累牍的规定中的任何一项条款的媒体延缓颁发执照。在越南，政府严厉控制宗教组织，将任何未经审批的宗教团体（包括罗马天主教、门诺教和某些佛教）的领袖人视昨颠覆或煽动分子。
这些例子都涉及对于可以称为“协作利益”(coordination goods)的限制──所谓协作利益就是那些对政治对手的协作行动有重大影响但对经济增长相对较小的那些公共利益。协作利益与普通公共利益（如公共运输、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国防安全等）有明显区别。普通公共利益如果受到限制对公众舆论和经济增长都会产生严重影响。
历史上看，专制政府对民主改革趋势的抗拒抑制了上述两种利益，损害了政府自身的经济基础。亚洲、非洲直到1980年代还主要是这种模式，今天许多最穷的国家如缅甸和津巴布韦仍然如此。但近年来，俄罗斯、中国、越南及其他几个国家发现，只需要集中限制协作利益，他们就能既提供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又能消弭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变革的压力。
当然，能获得大多数公共利益对反对派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有很大好处的。在这些活动中起作用的有四种利益，包括政治权利、更广义的人权、新闻自由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等。
第一种，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及和平游行的权利。虽然政治权利多数是负面的，它们限制政府干预而不是要求政府作为，但有时候又要求政府采取各种步骤来支持，特别是涉及少数群体发表多数群体所不了解的意见的时候。
更广义的人权包括免受随意逮捕及相关的人身保护权，不分宗教、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免受歧视权，免受人身虐待权，以及国内外自由旅行的权利。
背景各异的、多数情况下不受管制的报刊（及其他形式的媒体）对于有效的政治反对派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发布信息，为共同利益将不同组织团结在一起。如同政治权利，新闻自由权多数情况下也是负面的，它也是要求政府不要干预，但也可以要求正面的行为，如对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频段发放许可，保证公众获取各种媒体以及将官方文件翻译成地区语言。
最后，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希望培养自己的沟通、组织和提高政治能力的公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有助于产生众多的反对派领袖，增加现任政府的竞争对手。
有的专制政府声称不能提供高等教育（及其他协作利益）因为费用太高。现实中，协作利益并不比其他公共利益昂贵，较之某些公共利益如国防或运输它要便宜得多。政府有意限制它们，是为了增加协作的政治成本而不是为了省钱。事实上，对协作利益有时禁止比允许的成本更高??如，政府利用其资源来压制反对运动或堵塞媒体渠道来发布自己的宣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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