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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离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了，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推出“专稿”《我们心中的胡耀邦》，撰文纪念的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等人，大致上代表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声。其中，朱厚泽提出：“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胡耀邦，当然还有陈独秀、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赵紫阳……，几代共产党领袖们的命运遭遇表明，这样的悲剧曾经一而再地重复上演，后人似乎只剩下了在黑暗中纪念、伤感的权利。阳光政治，就是把政治看作是“众人的事”，一切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阳光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天敌，也是权谋政治的克星。只有在这样的阳光政治下，政治才能上轨道，一个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政治人物不会落得欲哭无泪的下场。
胡耀邦，一个少年时代献身乌托邦，在江西就差点被当作AB团杀头的红小鬼，长期在黑箱作业的专制政治中浸染，在权谋政治的夹缝中成长起来，最后爬到高位是多么不容易，他的人性没有被扭曲、被异化更是难得。在以世故、成熟为不二追求的古老文化传统之下，尤其长期处在一种“和尚打伞”的权力结构中，动辄得咎，诚惶诚恐，要想始终保持人性中的一点天真，要想在性格中保留一点阳光气息，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思想、生活，甚至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几乎都是不太可能的。而这一切，胡耀邦居然都做到了，这是一个奇迹，究其根本，就是他的单纯，使他最终没有学会世故，没有像一般政客那样的伪善与虚饰，在一个阴暗、自私的社会里，他保留了罕见的坦荡和无私性格，在一个以冷酷算计为能事的权力格局中，他表现出了稀有的热情和率真。有人说，胡耀邦说话随便，不懂权术，看问题有时候不准，比较天真，没有防人之心，比如他与邓小平有关“全退”、“半退”的对话，比如他接受陆铿采访时的放言无忌等等。与其说，这些表现是胡耀邦的缺点，不如说，这正是胡耀邦之所以成为胡耀邦的地方，是他真正的可爱、可贵之处。
要是处在公开、透明、有严格法定程序可循的阳光政治下，胡耀邦的性格不仅不会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致命伤，而且公众会因此而更加喜欢他，一个没有个性、唯唯诺诺、只会说“Yes”的人，在阳光政治下是没有出头机会的，而在权谋政治、专制政治的舞台上，除了那个站在金字塔顶端颐指气使、将天下玩于股掌之上，或者最擅长策划于密室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孤家寡人，长袖善舞的注定了是那些阴险奸诈、时刻揣摩主子心思的小人，跟在后面的是一大批棱角被削得平平的奴才、庸才。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在阳光政治还没有降临的大地上，胡耀邦的悲剧乃是不可避免的。爱因斯坦说过，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就是纪念这样的一个个人。在被普遍的腐败所淹没的共产党人中，他的人格感召是无与伦比的。时至今日，无论在朝在野，党内外、国内外，对胡耀邦心存好感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的身上，确实凝聚着巨大的人心资源，他能得到各方面具有不同政治理念、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广泛认同。他不是救世主，但是在“文革”之后千疮百孔、遍地冤狱、民生凋敝的中国，在顽固、守旧的保守力量并没有退出权力舞台之时，如果不是他以常人不具备的勇气、魄力，大刀阔斧地推动“拨乱反正”，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戴煌的那本书《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一个证明，在千千万万蒙冤的人看来，正是他将自己重新解放了出来。他走的路是一条共产党的自新之路，也就是放弃专制、回到正常文明轨道的路，他在1986年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肯定了法国大革命时代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虽然也写入了“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意识形态的藩篱没有拆掉之前，这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厚泽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他提出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曾给文化界、知识界留下了好印象，虽然昙花一现。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风暴中，他在全国总工会主事，也有过令人尊敬的表现，包括声援、支持学生等。前几年，当“新三民主义”颇受好评时，听说他公开讲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只可惜少了个“权为民所授”。现在他借着纪念胡耀邦的机会，又提出了“阳光政治”。不同于“君权神授”，“权为民所授”就是阳光政治的前提。毫无疑问，在阳光政治缺失的地方，一个民族除了在黑暗中苟且求生或等死，很难找到出路。即便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的权力也不是来自民众阳光的授予，将他们推上那个位置的力量本身不是在阳光下的，他们的每一步都被笼罩在黑暗中，黑暗随时可以收回他们的授权，黑暗随时可以吞噬一切。从黑暗的专制政治、个别人的权谋政治走向阳光政治、众人的政治，这是历史的方向。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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