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邦黛海滩想起“牛田洋”（修改稿）
——以此文祭奠文革冤魂

丘岳首

悉尼东边，珍珠般散落着一个个晶亮的海滩。其中，最出名的邦黛（Bondi）海滩以广阔绵延的洁净沙滩，和适合冲浪的美丽海域闻名于世。

天气才刚转暖，我又来到邦黛。大海，那神秘的博大深远，那沁人肺腑的鲜新凉风，让浸身其中的我久久不愿离去，也时时使我忆起童年时在海边捞小鱼虾的往事；海浪，不仅洗涤去异乡人的孤独愁闷，也激活我因劳累而疲惫的心绪。

和往常一样，我会往北眺望一阵。海那边，是我深深眷恋却又不愿久留的母国。几天前，“森拉克”强台风刚刚在那里登陆，卷走了24条生命。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在“牛田洋”被狂风恶浪吞噬的近千条生命冤魂。眼前碧蓝的海水突然间变成了铺天盖地的黑色浪潮……

中国南岸的汕头市是我的出生地。“牛田洋”就隔着榕江在汕头市区西侧面。那里原是一片浅海滩，1962年，在“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指引下，41军122师开进这片海滩筑堤围海，要让沧海变桑田。1968年55军219师与122师调防，同时，2100多名大学生也驻进了牛田洋锻炼和“学军”。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还有一部分人介于学生与非学生之间，来自北京七机部、八机部和外交部。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就是其时学生中一个。1969年7月28日11时，发怒的大海似要收复失地，以罕见12级以上强风（最强每秒53米16级风力）正面袭击汕头市。这天恰是正午的海潮涨得最高的农历六月十五日。

那场疯狂的海浪卷起来的时候，中国正被另一场红色风暴席卷。文化被革命的同时，人被改造成“党叫干啥就傻干”的铺路石、螺丝钉；改造成相互争斗的武器工具。党、国家、领袖是高于一切的“大公”，个人匍伏于这绝对神圣的“大公”脚下，被要求“无私”地献出自己包括生命的一切。这种荒谬绝伦的极权主义理论像海水一样漫遍当时的中国大地，浸过每一片心田，催生出一幕幕人间丑剧、悲剧。

也是在“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力量，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明思想”的驱使下，驻“牛田洋”大批部队官兵和从内地来不识水性的大学生高喊“人定胜天”、“人在堤在”的口号，以肉身筑人堤与滔天恶浪对抗，企图堵住海堤62处决口。结果是，除少数幸运者被海浪冲至附近山坡外，“人堤”几乎全部葬身大海。官办历史档案记载：553名官兵与学生，其中正规军人470多名（团级干部2人），学生80余人（另外有文字可查的说法是70多人、110多人），护堤捐躯。

我敢断定，这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这场悲剧发生的隔年，还是初中生的我跟随几个长者专门去“牛田洋”边上的村落采访做过调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村民们有关那幕悲剧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洪水过后，军队衣物遍地皆是；水壶、帽子和尸体挂在树上；修堤时铁铲铲出带血的红泥，一些尸体根本就已无法辨认谁是谁；有捕鱼的村民过后在海水里捞起绑带绑着的一串一串已泡烂人尸，那是遇难者知道在劫难逃后为让后来人能捞到自己尸体所做的生命最后一次努力；附近一处处部队营房变成临时“太平间”，当官的才单独放在小木床上，其余尸体堆成一堆堆小山；军车忙着运尸火葬场。

今天想来，那是老实巴焦的村民用朴实无华的言语和血腥的事实给我上的有关极权主义的第一课。

在村民的引领下，我们走到一片荒凉的坟场，那是等不及焚烧的尸体的临时下葬地。一堆堆简单堆起来的泥土下面埋着用尼龙袋装起来的尸体，一块块东歪西倒的小木牌上用红油漆写着“×××烈士，××大学六×级学生，六九年来我部队锻炼遇台风牺牲”……我亲眼目睹这样的块块木板抔抔泥土的数量就绝对不只二位数，还有烧掉的呢？还有收不到尸的呢？真实的死亡数字恐怕只有大海才清楚。

据汕头报载，当年的幸存大学生之一，原汕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汕头大学党委书记黄赞发对当日风摧屋倾、瓦片纷飞的险景记忆犹新，幸好他自己是潮汕人，凭借对周边地形的熟悉，才能带着另外几名学生从现场侥幸撤退。他的一位“牛友”被冲入海里时，幸运地攀住了一张在水中漂泊着的木床，并找到一瓶能驱寒保暖的米酒，这才保住了性命。后来他们在风雨中直漂流到了揭阳县，逃出生天。

福建少儿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维浩所著《风雨牛田洋》一书描述：

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

从莲塘避风回到司令部来的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大声地喊叔叔，可是卡车上没有回音。

“叔叔们怎么了？”他们问老师。“牺牲了。”老师说。“叔叔没有死，他们在招手喊再见呢！”原来，那些尸体的手随着汽车的开动在摇摆，看上去确实像生硬的招手。

孩子们纷纷向尸体招手：“叔叔，再见！”

时年20多岁，刚刚读北大研究生的李肇星当部长后也对记者说：牛田洋我把它看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好多朋友，同学、还有解放军的非常可爱的战士，牺牲了。

此刻，在南中国海的南边澳洲邦黛海滩上，我看着嬉水人群无忧无虑的神情，看着救生员认真负责地观察海面守护着每一条宝贵的生命，看着碧蓝洁净的海水，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联想。

我想起象羊群一样被慈禧赶去对付持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战败后又象羊群一样被慈禧宰杀的义和团。

我想起中越边境高山下的另一片更大的坟场。当年挥师出兵越南的必要性，没有人大“最高权力机构”反复的听证争论和郑重的决议，据说仅仅是邓公复出后要通过战争来“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刘亚洲：《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那些缺少钢盔和使用过多过期废弹药、本可不死的将士就如同“羊群”一样被赶上死亡线，长眠在高山下。但无论如何他们头上还罩着一个“自卫反击”的光环，而凭空手与“风车”作战的牛田洋官兵和大学生的死又能算是什么？

我想起美国那块由二十一岁华裔女青年设计的越战纪念碑，那上面刻着5万多在越南死去的每一位将士的名字。其中，十几付尸骨仍在旷日持久的艰难寻找之中。然而，立在牛田洋上和中越边境高山下的纪念碑又刻有多少死难者的名字？

我想到不久前悉尼一位在邦黛海滩上受伤的市民入禀法院状告当地市政厅对海滩的安全管理不周并要求赔偿。我不明白那些牛田洋死难者的家属为何至今没有任何索赔的举措。我不知道这种对苦难的麻木无怨和超常的忍受力究竟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抑或是“劣根”？

我想起当代社会学家诺齐克有关政府职能的一段话，国家政府只是“守夜人”，“仅仅是监督契约的履行，保护公民免遭暴力侵犯等的角色”。我不明白，为何在中国一直是国家政府对人民有爱国守法，无私奉献，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等等诸多要求规定，而人民、个体作为主人却不能对政府的权力行为进行监督、限制和规范。我不知道，当“母亲”不但不守护，甚至还孽待儿女的身心时，“不嫌母丑”的儿女们是否只能永远无声地“爱国”下去？我不知道票选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意识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大地普遍滋生确立？

最后，我想到今天震惊世界的世贸大厦废墟。（本文初稿于“9.11”袭击当日）如果说，等待拯救的希望和双塔一起倒塌时，活着的人们更加清楚的认识了野蛮残暴的面目，那么，无法自救的绝望和黑海潮一起退去以后，今天活着的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极权的的阴影？

是的，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善良和健忘的人们会说，这样的荒诞的事不会再来了，看看“新政”的政府在这次“森拉克”登陆时就疏散了两万多居民，看看沿海地带崛起的幢幢高楼。我愿意和善良的人们一起把中国的事情朝好的方面去想。但我想说，善良的愿望如果只维系于一个只能服从无法反对的权力党派，那绳索极容易断落；宝贵的生命只有在由选票的意愿控制的政府和全民的自我拯救意识的共同守护之下，才不会脆弱易折。

我把我在邦黛海滩上杂乱的联想写成这些苍白的文字，以我点滴微薄之力，去控告灭绝人性的“文革”，去悼念和抚慰久久徘徊在牛田洋上空不散的冤魂。

2002-9-11一稿
2006-5-18修改于文革四十周年和“珍珠”台风正面袭击汕头之际

原载《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