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春新闻--读亚衣的《流亡者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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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亚衣的《流亡者访谈录》

日期：7/28/2006 来源：观察作者：陈小雅

好一部“民运江湖图略”
—— 读亚衣的《流亡者访谈录》
陈小雅

俗话说：快乐与人分享，快乐倍增；痛苦与人分享，痛苦减半。读吾友季思聪的《魂不守舍》时，我常常要下意识地拉开座位与桌子的距离，大概是怕突然爆发出大笑，把自己的哪儿磕着碰着。即便如此，也还跟吃了摇头丸似的，那脑袋会不由自主地左顾右盼——学电风扇一般——想与人分享。祇可惜那位能与我同乐——因笑得岔了气曾捶着床板要把我从房间里赶出去——的朋友尚远隔千里，身边的几个都神经健全——颇能忍俊……这，大概就是“快乐倍增”的体验吧？

可是，读亚衣先生的《流亡者访谈录》，我的心头却曾闪过一个“密藏”的念头。就像当年考古界的某前辈，对于新出土的文物迟迟地不公布论文，也就可以不上交博物馆登记，藏在自家的床底，能多伴得一日，便独自享受那份“占有”的快感。

但是，俗话说得好：布袋里的锥子迟早要露头，沙土里的金子迟早要放光。何况是一本价值丰富，已经正式出版了的书呢？！

贝岭广告：聚焦流亡世界的多棱镜

得到亚衣这本新书，首先要感谢贝岭的介绍。在他寄来的一篇近作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不祇是流亡作家，整个海外的流亡者群落，乃至广义上中国“一九八九期”的政治流亡者和流亡知识分子们，在美国和欧洲均已落地生根，可是，对他们这些年心路历程的探讨和呈说却不多。我要特别提及学者亚衣先生的一夲书《流亡者访谈录》，这几乎是第一本记录中国流亡者精神状态的书。亚衣也是一位流亡知识分子，他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付出巨大心力，选择在政治运作、组织领导、文化、学术及文学经历上各有代表性的流亡者采访，从敏锐的问题切入，用各有针对性的提问追问流亡者，以审视流亡者的内在感受和各不相同的外在经历，并整理成书自费出版，这是流亡世界里第一夲涵盖如此广泛、领域如此不同，却是流亡者试图回顾自身历史并予以初步反思的中文记实之书，是亚衣审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流亡者抗争实践和精神世界的多棱镜向折射，弥足珍贵。

翻开《流亡者访谈录》，我觉得贝岭并没有夸大其词。虽然其中的一些篇章，我在八年前就有幸读到，但这次重温，不仅仍保持了当日的新鲜感，重拾丰富的想象，而且由于它们的集结成书，更获得一种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连同深厚的政治感悟。

在这本《流亡者访谈录》里，记载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海外民主运动曲折的道路、流亡者悲壮的人生，不仅有浩然正气、崇高人格，而且有亲切的体验，有思想结晶、政治智慧和运作经验。从五十年代反右运动毛泽东“引蛇出洞”，到文革武斗；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六四镇压；从海外第一个反对派组织，到国内组党；从两岸关系到西藏前景、中美关系；从和平演变、保守改良到武装抗暴；从极权、威权时代的幕僚，到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仅场面宏大，透视深远，而且人物个性鲜明，演说生动；对其所涉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理论与实践问题，也多有探讨。因此，从思想史系列看，它是一部中国当代版的《“盗火者”的足迹》；从信仰角度考察，它是民主运动的《使徒行传》；在中华民族浩渺的精神夜空中，它是《自由星谱》；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它是民运“九流十家”的《江湖图略》……

所以我认为，亚衣的《流亡者访谈录》，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价值，而且具有丰厚的文学价值。

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座现代中国人相互沟通立交大桥：通过阅读此书，可以让拥有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群增进了解；能够让持有不同观点、处于不同状态、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群互相倾听，互相谅解，为人类的最终和解、和平铺平道路。

流亡：一个与专制、压迫和野蛮相联系的概念

流亡，古今中外皆有。

从概念上说，这是一个复合词——它由“流”和“亡”两部分组成。所谓“流”，原意是指带有惩罚性的流放、发配，用现代语言来说，属于一种“政治迫害”；“亡”，则是带有自主性的逃命、出走，包括现代所说主动性移民或“滞留不归”，其性质属于人类的追求解放与自由。因此，所谓大流亡概念应是指：人类因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社会不公、文化歧视等原因，为追求自由解放或趋利避害，所被迫或主动采取的离开其出生或居住地的活动。

据说，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流人”的概念最早出自先秦著作《庄子》；而“流放”一词的出现，最迟晚至《汉书》。至于“流放”的事实和“流”的概念，恐怕比上述文字记载还要早得多。据何光岳先生的《南蛮源流史》说，早在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立国”的时代，禹就将“流”定为一种政策。虽然尚未获得清晰的解释和描述，但据我的印象，至少在禹的儿子——夏——建立第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时，对于战败的部族和权力竞争失败的自家兄弟，就采取了流放（或移民）的措施。后代的所谓“分封”，与“流”其实是一个邻近概念。表面上，它是把域内的土地分交兄弟与功臣掌管，民众供其役使、收获供其享用，实际上也是把环伺在身边的潜在权力竞争对手发配边远，使其为中央帝国开辟蛮荒、卫戌疆土……所以，这个概念自产生以来，就与专制、垄断、压迫等概念相联系，是政治野蛮时代的象征！

严格地说，亚衣设为考察对象所处的时代，在成文法中并没有“流放”的条款。但是，它所拥有的实践——如劳改、处分性质的下放、支边——就其使用的频度和规模来说，远远超过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至于“流放”海外，作为一种政策，则是1989年政治上倒行逆施的产物。其提出者，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何新。

作为“中国流人史”的一个新枝，亚衣的《流亡者访谈录》，鲜明地凸现了这一历史的主题。他采访的六十二位人士，包括了近半个世纪中国人追求民主化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为逃避党内斗争出走海外的人；有受伟大祖国感召回归，以后又逃离的人；有五十年代的右派和文革的偷渡客；有六四的亡命徒和自费留学生；有被迫下野的官员和追逐孤独的行吟诗人；有大中华主义者，也有民族分离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是因不同政见被逐出海外，或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国民。

自由星空下的“无冕之王”梦想

亚衣兼有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刻。之所以拥有这些素质，大概归因于他的学养，以及他本人的内心追求。

亚衣，本名周义澄，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文革后恢复研究生制度时，他又考入复旦哲学系，从硕士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留校当教师，职称评到副教授，出版过哲学专著两部。大概是为了拓展研究空间，他还是中国两大强邻——俄国和日本问题的爱好者。在移居美国之前，曾有过旅俄经历。对于笔者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放弃‘大好前程’，卷进那么个圈子”？亚衣的回答是出人意外的：

“名誉地位金钱等等世俗宝贝我也追求，（有时还思念当年顶着什么头衔在大学校园与学生们在一起的往日温暖时光），不过对我来说，亲情、恩爱、自由、快乐更为重要，而且似乎不思悔改。这里有一个长长的故事，可以说美丽动人，也许还有点沧桑悲凉……故事还在延伸中，当角色们尚未回到佛祖或上帝那里去之前，不会结束。……”

他告诉我，自己二十年前就有过一个“写三十本书”的计划。真可谓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眼前的这一本，正是他积近四十年功力，花十年心血，向读者捧出的第三部著作。而它要成就的，也正是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做着，但被专制社会无情地粉碎过、却依然没有放弃的梦想——一个在自由的星空下，当“无冕之王”的梦想。

虽然这个职业有时不太被人“待见” ，但它在人类追求的三大永恒价值——真、善、美——之中，毕竟坚守着“真”的一极。这个事业无疑是具有魅力的。它使许多人甘愿为之担惊受穷、妻离子散，甚至牺牲生命。对我来说，还有从业者之间的那份平等与互敬，以及那份令人开心的豪气和“匪气”……亚衣赶紧纠正说，是“正气”，还重申江湖中“义字当先”！

祇不过，“自由的星空”不会自然降临，它的锦缎，要靠每一颗星星不屈的光芒去织就——和所有的记者一样，亚衣渴望和呼唤新闻自由的空气，祇不过从前是向专制制度要，现在是向世俗人群要……

与亚衣“过招”……

仔细阅读《流》书，你一定会感慨，亚衣是个“难缠”的主儿。贝岭在介绍他时，使用了“选择”、“敏锐”、“追问”、“审视”等词儿，其实就是一个预警。当然，他非常尊重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和信仰；他也不苛求青年；对于女士，更是有点儿怜香惜玉……但是，他不会被世俗制造的气焰熏天、声望卓著所遮蔽，更不会为巧舌如簧的言词闪烁所迷惑；在一些历史的关节点，他会毫不客气地一针见血；在遇到自己的专业强项时，他也会不依不饶，有个别时候，甚至“反客为主”……我时常感慨，这种与强者“砥砺”的性格，恰是未来强势政治家的天然“磨刀石”！

——说句不谦虚的话，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道出同门”。

我与亚衣的互相认识，始于八年前的一次“狭路相逢”。

那时，他正在采访八九民运的“黑手”王军涛。为求证我在《八九民运史》中提到的陈子明的“三线计划” 的可靠性，亚衣一个长途打到了荷兰，提出的问题显示：来者不善。他说：

“王军涛已经对三线计划问题作出了答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他并不告诉我军涛作了怎样的“答复”。至少在那时，我与军涛在私人关系上还算得上无话不谈的朋友。出于我对他的人品的信任，我相信他绝不会昧着良心给出一套远离实事的说法。但亚衣的问话令人疑惑，显然带有“敲诈”的性质。如果我沉不住气，祇需抛出证人，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做。而作为一件“公堂”之事，我也不便追问军涛究竟说了什么。而此时，我如果不给亚衣一个说法，他显然也是不会善罢罢休的。面对“逼供”，在电话里，我总结了自己书写《八九民运史》的三条原则：

第一，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决不使用“孤证”。在陈子明的“三线计划”问题上，我至少掌握了来自不同渠道的三个人证；在以“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值的问题上，有四位旁证。

第二，使用材料取“亲”不取“疏”。即对于一件事情的叙述，如果遇到不同说法时，尽可能采用亲历者和接近亲历者的描述和感受，采用“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描述和感受。在“跳出来”或“捞”什么的问题上，我的取材便是如此。

第三，取“近”不取“远”。即一个人如果对同一事件前后有不同的说法，我采用事发当时的说法。因为当时一切顺利、甚至以为要胜利的时候，没有后来发生的历史因素（比如清查、镇压，或其它功利因素）的干扰，描述会比较接近事实。

此外，我还请亚衣判断两件事情：第一，是编造一件事情容易，还是不承认一件事情容易？显然，编造一件事情需要的是创造的才能；而不承认一件事情，祇需要趋利避害的本能。第二，我在五月初得知“三线计划”时，那是一个运动形势如火如荼的时段。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镇压和流血，人们是把它作为一件“美谈”来加以传诵的。按照通常的情况，许多人会把一个“伟大”的发明当成自己的见解拿来发表，但传播者没有去“冒领”这份“荣誉”，这说明传播者的品格是诚实的。相信诚实者的话，是理所当然的。

亚衣对我的答复似乎没有疑义。我们各自刀剑入鞘，擦身而过，忽忽就是八年。直到这次通讯，我才知道，他对我的评价是两个字——“好人”。但又补充一句：“太认真”！

其实，如果进行换位思考，亚衣一定会明白，在有些问题上，如果我不认真，就要背负“造谣”的名誉。在私人友情与公众事务之间，本来具有一定的缓冲地带，但相形之下，从生命到死亡的距离又短暂了！

一个人的一生，祇不过是一本自己祇能读一次的书。过去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来。细细地读，是一次；粗略地翻翻，也是一次……

但我要感谢亚衣的是，若不是他的逼供，我不会有今日的提升。而这种提升和提炼，或许对专业建设和社会，也有一点用处吧？

（2006年7月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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