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亦武 |
采访缘起
2004年2月17日和2月20日，一阴一阳的两个下午，我在友人岳建一和余世存的引荐下，于北京安德路61号大院的《工人日报》家属宿舍内，拜访了80多岁的何家栋先生。
在革命道路上，何先生资历深，级别高，称得上红色畅销书的开山鼻祖，可至今两袖清风，居住在一座筒子楼的7层。囚笼一般的两居室里，几乎没添啥新东西；由于视力微弱，大白天也开着日光灯。
我规规矩矩地落座，打开录音机，开始引出话头。因为此前我曾在《思想与建设》网站上，下载过不少何先生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写给后辈的反思历史问题的书信，可谓坦襟相见，振聋发聩。他谈到六四屠杀，曾有这么一段话：
外界有一种说法，邓决心血洗广场，邓朴方对老爸哭了一场，谈了两个小时，老邓同意再给学生一次机会，让学生跟军队谈，方案是：军队进广场时，双方开会，学生欢迎，军队欢送。但联络员何维凌离开邓家就突然被捕了，一切落空。我看即使这样，也不能得出开枪违背老邓意志的结论。学生一上街，他就定了性，矛盾迅速激化。处于一线的总书记不能行使职权，邓在幕后操纵，不到现场，听信迎合之词，操纵者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就非开枪不可了……都是古代宫廷政治的重现。
身陷过若干冤案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这么敢说，令我突然之间想起《三国演义》里“击鼓骂曹”的情节。不过何先生的文字，比古代那个骂奸的忠臣，境界不知高多少，因为这是从绝望的渊数里发出的切齿声。
时光在静悄悄地流逝，何先生直直地坐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着，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时而还用浓重的河南乡音骂：“我操他奶奶的！”有一阵，夕阳把窗玻璃燃成了一团火，而我和何先生仍然笼罩在绿火荧荧的日光灯下，脸孔煞白。
我沉吟半饷道：“您经历了那么多，我怕我没这个能力写，可你自己为啥不弄一本回忆录？”
“我从来不保存自己写的东西，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为什么？”
“为什么？文人嘛，除了制造罪证，就是制造垃圾，所以不能自恋，一自恋，就坏事。”
“既然这样，您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定位？那就叫职业革命家吧。尽管是个一事无成的革命家。”
老威：在登门之前，我通过一些渠道，拜读过一些关于您的文章，可谓惊涛骇浪，千头万绪。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为您的人生定个大概的位。
何家栋：我是一个被历史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人，真是无法定位。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尽管曾经在各种岗位或组织里，忙这忙那，但到了盖棺之际，却无法定论。如果为了写文章方便，非要定位不可，那我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老威：据我所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畅销书几乎都是您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比如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传记《把一切献给党》，还有《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等。这些印刷品动辄发行几十、几百万，有的还改编成小人书和电影，甚至还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教材。另外，您还参与了革命小说《刘志丹》的写作，这可是当代的一桩著名的文字狱。
何家栋：不错，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该算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但那能叫文学吗？我不过是在编辑的位子上，一次次充当红色的写手，去普及不属于我自己的观念，时过境迁，就一个字也留不下来。
老威：红色写手？有意思。那现在的写手就是黄色、灰色或者无色写手啰？具体操刀的是您，但作者署名却不是您，也没得奖金？
何家栋：赚的钱归公家，个人不得任何好处。
老威：挺高尚的。
何家栋：不算，这是本职工作。如今看，幸好没署名，否则太丢人。
老威：好啦，就算一个玩笑吧。在开场白之后，我们还是书归正转。
何家栋：什么“正转”？
老威：就是从头说起。头绪太杂，只能从上往下梳理。
何家栋：我出身于一个日趋衰落的教书匠家庭，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县双河杜河村。父亲万诚吴，原名万凤楼，他的事迹点滴，在恽代英的日记里有记载。他曾伪造学历，去武昌考上中华大学，可才入学几天，就打道回府，在柳林中学当教师。我母亲是农村姑娘，王氏，没有名字，嫁人后取名王金兰。小时候，我家还有爷爷、奶奶、几个姑姑，一个叔叔当兵，死于军阀混战，所以我父亲的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父亲跟恽代英成为朋友，就一起组织互助社，这是初期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有饭大家吃，钱一起花。后来互助社集体加入共产党，父亲没加入，原因是家庭负担过重，怕拖累了组织。1925年或1926年，北伐军攻入河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父亲就把家贡献给地方农会（红枪会），聚会、吃喝、商量打土豪都在我们家。可转眼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共，我家就被抄，父亲在风声鹤唳中逃跑，去了黑龙江，偷渡苏联未遂，就流落东北，多年没有音讯。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统一战线，他才让人捎信回老家，叫我去天津“受教育”，当时他已混成天津市立法院的书记长。
老威：当时您多大？
何家栋：十几岁。
老威：一直没上过学？
何家栋：北伐军来时，我才两三岁，九岁开始，念了3年私塾。由于卢沟桥对日开战，我也没去成天津。所以真正学文化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共产党通过扫盲为我们这代人洗了脑。
30年代初期，国共两军争夺地盘，来回拉大锯，红二十五军抵达，我们成了“革命群众”，把房子腾出来，征用为红军的临时监狱，关土豪。不是你们在电影里看见的那种组织还乡团的土豪，而是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叫土豪。一关几十个，把人家吊梁上，或者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吓得我们这些孩子直哆嗦。所以，共产革命是从煽动仇富起家的。
老威：那您家的生活咋办？
何家栋：红军对革命群众很好，厨房被征用，我家就加入大锅饭，倒省事了。后来国军又到，乡下没法呆，就搬城里投亲靠友，读了两年书，就停课，原因是学校因抗战而成为伤兵医院。我们受爱国激情驱使，组织起来，演活报剧慰问伤兵。我与文学最初结缘于此。课外阅读了许多国际左派文学，老在封面看见谁谁著，谁谁译，不解何意，于是就在最初的习作投稿时，依样画瓢，写上“廖亦武著，何家栋译”。我还照抄别人的文章，属“何家栋译”，当时我不知这样“译”了多少文章。
国难当头，学上不成，就投笔从戎。1938年7月18日，我在信阳县城报考了国军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此时我才15岁，虚报了两岁，懵懵懂懂投入了3个月军训，就草草毕业，被授予准尉军衔。但这样的民间乌合之众，一接触到战斗，就散伙了。我们从焦作、新乡一带逃出来，又投奔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这是共产党的武装，专门破坏铁路，配合国军断敌人交通。
可到了1939年，国共摩擦公开化，老百姓就苦了。因为一个村子，国共的势力都在交叉、拉锯，互相斗来斗去。当时有个口号叫“深入敌后之敌后”，比如原为友军的97军刚刚从南至北，收复了失地，共军就借清除顽固派之名，把人家搞垮，军长也受了伤，坐火车跑了。你可知道鹿钟麟？冯玉祥的部下，曾受命驱逐过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受国民政府委派的河北省主席，由于政令出不了一个村，所以被叫做“鹿村长”——共产党宣传方面是强项，就发动劳苦大众挖统一战线的墙角，结果把国民党搞垮了，共产党又抗不了日。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却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华北地区沦陷的最大原因就是内斗。
老威：您也参加了内斗？
何家栋：我年纪小，就跟着混。成天逃跑，一会儿洛阳，一会儿漯河。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刻钢板、印材料，揭露国共同室操戈的真相。那是两个大院套一个小院，里面挤满了逃亡者，天天唱抗战歌，领导也天天对我们进行悲情教育，杀身成仁的教育,令人不寒而栗。直到1940年4月，我们被送过黄河。
周围都是在国统区呆不住的左翼文艺分子,唱歌、跳舞、耍笔杆还行，一打游击就很危险。我小小年纪就当上了游击队长，但遇上敌人只有撒腿逃跑。后来，终于找到主力部队，即陈赓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部队首长就批准，把我们编入军区文工团。安定了几个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老威：您叙述事情的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何家栋：我也时而清醒，时而含糊，因为战乱呀，哪怕是天生的英雄，不被逼到那份上，也不想送死嘛。鬼子扫荡时，我们来不及逃，就穿便衣，混在老乡堆里。像电影里演的，一搜就露馅儿，鬼子也没杀我们，而是押往山西侯马县做苦力，几个月，天天挑水、劈柴、服侍日本人。煎熬之中，我怀着一线希望，给天津的父亲捎信，没料到，他不久就回了信，并出钱保释了我。这是1942年，我18岁，终于在天津与父亲重逢。
父亲安排我继续上学，我却革命理想未泯，在学校里宣传抗战，鼓动人和我一道去当八路，比我岁数大的冯镛就在这时结识的，他家住天津城郊中河县，心地单纯，一腔报国热血。那是1943年春天，我们与游击区的土八路接上头后，组织了13个人，由宁河县被护送到河北遵化县，再转到八路军13军分区。我、冯镛、宋大雷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此时我才知道，冯镛在新四军里干过，被打散后，历经千难万险方逃出来。
但是，我们回归的时候太不巧，赶上肃反整风，在延安，已经杀了不少“投机分子”，我们也被怀疑为特务，被当场抓了起来，一顿暴揍，然后审问：“你们来干啥？刺探情报吗？”我回答：“抗日。”可谁也不信。
老虎凳、辣椒水、倒吊都搬了出来，受刑之后，还日夜反铐。叫“自己人”整个死去活来，真他妈窝囊。宋大雷比我还小两岁，骨头嫩，就先招供了。
老威：招啥供？承认自己是特务？
何家栋：那不死定了？这宋大雷脑子灵活，见“自己人”这么狠，如果还死咬着“爱国抗日”不放，就真死路一条，还不如“坦白从宽”，承认自己是“托派”，阶级异己分子。情急之中，他还根据以前读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胡编了一套中国托派的分裂理论。这一来，真把审案的大老粗给唬住了，他妈的，你说啥他就信啥，只要不是汉奸，也不吹抗日的牛皮。
宋大雷过关了，轮到我，只好坦白自己是国民政府铁路破坏队的。抗日守土，人人有责嘛。审案员一听就火，把桌子一拍：“告诉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盘，你国民党想蒙混进来，发展你们的势力范围，做你妈的白日梦吧！”于是，“国民党救国会特务”的罪名就坐实了。
老威：你们没有串供，统一口径？
何家栋：各关一黑屋，没法串，只能各招各的，以免对不上口径。我们还证明，其他人都是我们蒙骗来的。只有冯镛不开窍，一直热泪盈眶地说实话——我像个离家的孤儿一直找党啊，你们搞错了，我是真正的新四军！可没料到，由于他至死不说谎，就真给踢出去枪毙了！我们都叫惊呆了！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我还有负罪感，也许是我们的假坦白，坐实了他的“顽抗到底”。当时草菅人命的负责人是焦若愚、李云长，不知他们在阴间和冤魂相遇时会怎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党历来的政策，于是我们10余人手持八路军根据地的路条，被驱逐出境。当时正发洪水，满目汪洋，我们好不容易在被淹的高粱地里寻着一条船。犹如丧家之犬，我们一把一把地拉扯着高粱杆，借力行船，漂了很久很久。天津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治安确保区，我们又得像做贼似的，偷越封锁，才能返回市区。好歹从革命与反革命的魔爪里逃了出来，宋大雷一屁股烂泥地坐下去，骂道：“你别看都是他妈的混蛋，将来的江山还是他们的！”
老威：没给冯镛平反吗？
何家栋：没有。当时受到从宽处理的还有一个杨昭荣，他被驱逐后，与我们失散，朝唐山方向走，结果落到了真正的汉奸侦缉队手里。一审问，他就招供：“我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还有路条呢。”接下来他咬牙入了伙，过了几天真特务的瘾，然后趁其不备，拐了两把盒子炮又去投奔革命。此时整风已过，他坦白道：“前次我的确不是特务，没办法，为保脑袋只能招认是特务；而眼下，我也没办法，成了真特务，带了炮火来投诚，同志们到底要不要？”这一回人家要了，历经周折，他终于当上了革命战士。
相比之下，我的命运没这么曲折，沮丧之余，我乖乖跟父亲去了北平，在图书馆找了个闲职，一直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
老威：您的“历史问题”澄清了吗？
何家栋：查过许多次，无所谓。抗战结束，我便进入民主党派办的《国光日报》写了不少批评政府，鼓吹革命的时评。1945年10月，我向组织把“特务”问题交代清楚了，并被接纳为中共地下党员，归北平地下文委城工部刘仁管。我的老伴陈友珍就在这时认识的。稍后受组织安排，进了从重庆迁来的中外出版社，干到1947年中秋节前后，“中外”被政府封门，我和老伴都去了延安。
在延安受完训，去《新大众报》当助理编辑，开始深入山沟，改造书本上学来的“洋腔洋调”，用大众白话写稿。我心里窝火，觉得主编不过中学生水平，却管理着一群《文汇报》《大公报》来的大知识分子。但这是新形势，只好得过且过地混着。转眼天津解放，又转眼，北平和平解放。大约1949年3月，《新大众报》全班人马随大军入京，改名《大众日报》。真是走马灯一般，才适应了的山沟语言那玩得转大都市新闻？
泥腿子的确翻身了，接管旧政府官员和官僚资本家的洋房，住进去，却不知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也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可屎继续增高，一冒顶，又要垫砖；后来垫到五、六块，人高高在上地蹲便，得有点保持平衡的本领。最后垫砖也拉不成，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
老威：找人请教一下，也不至于闹这种笑话。
何家栋：懂马桶的人早被专了政，再说这种屎尿小事，怎好请教？那时候，北平的经济几乎瘫痪，物价飞涨，大伙吃饭都面临问题。于是我受命于危难，当上了《大众日报》的工务科长，还兼印刷厂厂长。7月1日，《大众日报》改为《工人日报》，我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印报之外，还印书。我去部队揽活，把华北军区的《西式内科学》等工具书弄来印，本本都比砖头厚。这样，我们很快就打了翻身仗。因为当时部队最肥啊。往后发展，我们就搞起出版社来，自编自印自发行。和现在一样，东拼西凑，报上书上，剪刀加浆糊，一个人一晚上就能捏出一本书，比如《识字课本》之类。真邪乎，只要带字的，就是书，一印几十几百万，都能卖出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头天才在报纸发表，第二天，我们就排成书版，连夜印好上市了。
老威：您真是赚革命钱的专家啊。
何家栋：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我们买机器，换设备,又建更大的印刷厂。还面向社会招兵买马，唯才是举。我记得，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一车的数量，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万人民币——赚这么多钱，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周围的人怕我，我却不知道——也许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一个疯狂的出版家，或者邹韬奋那样的人物。但是，运动一来，人家就盯上你，要革命了。
抗美援朝、国内镇反时我还是领导，管制本单位的反革命，可到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我就成了众矢之的——赚这么多钱，不可能不贪污吧？于是组织上派来个副科长，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干部，来查账。我经手的每一笔都清楚，但不行，你小子爬得太快，要取而代之，就得把你揪出来，当老虎给打趴下。于是又反反复复地筛帐，终于搜罗出部队作家古立高一张预支稿费的凭证。原来我曾给古某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老营长》，有一天，他来信说手头拮据，能不能预支一点稿费？我同意，就给会计科批了一个条子：“请预支稿费500元。”古某后来领了钱，我批的条子却还在，调查人员去问他，他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竟回答不记得了。真他妈的气死人，好心没好报，我当时的工资才150元啊。自认倒霉，我只好也替会计把责任担了下来，咬牙借钱赔了。
老威：这么点小事，也能把你搞垮吗？
何家栋：贪污罪名定得勉强，人家查档案，把那桩屈打成招的国民党特务案翻了出来，还要重审叛徒问题：既然介绍你去投八路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岂能逃脱干系？如此一弄，党籍开除，职务撤销，可惜证据还不铁，要不就成敌我矛盾，送法院判刑了。
老威：介绍你去投八路的同志是冯镛吗？
何家栋：是铁路破坏队的参谋黄明鉴，与“特务案”不是一回事。黄某曾把我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来他在洛阳被捕，社会上谣传是我出卖的。1942年整风，整个河南省委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红旗党，黄某的历史从此也说不清了。
总之，老天爷有眼，后来我的救星黄明鉴出现了，我的变节问题才澄清。
老威：问题澄清，官复原职？
何家栋：见鬼！我是一跤跌到底，下放到校对科去搞版式。我垮了，日报和出版社也彻底分离，归全国总工会文教部管，来了一大帮子人，分管我一个人包干的工作，部长陈ΧΧ。
老威：权力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校对科上面的出版处长也换人。整我的那个副科长由于家庭成分地主，最终也没好果子吃。他随即下放大西北，白忙活了一场。1957年，他也因发牢骚搞成了右派，一沉20多年。80年代初，他从甘肃风尘仆仆地回到工人出版社，故地重游，感慨万端。我根本不想理他，这口气实在咽不下，他妈的。
老威：人都老了，还这么有血性。
何家栋：职业革命家的特点，就是在逆境里不甘沉沦。《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我罢官期间替吴运铎写成的。我在《工人日报》看了他一篇报道，觉得有意思，就上门找他。当时他正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去苏联，课程紧张，没空。我就骑辆自行车，在篮球架下等他，利用中午的时间，他口述，我记录。可回家整理来整理去，感到缺不少东西。于是，我又拿出那篇两万字的报道，扩充、修改，搞成五、六万字，勉强算一本《回忆录》吧。
老威：我恍惚记得这么一本写身残志坚的书。
何家栋：吴运铎原是工人，后来参加新四军修诫所，脑子灵活，善于搞发明创造。由于环境艰苦恶劣，武器成了军队的第一生命线。那时缺武器，制造炮弹也经常手工操作，稍不留意，就出事故。吴运铎在枪榴弹试验中多次负伤，手指炸断大半，眼睛也崩坏一只。他只比我大两三岁，有个弹片一直嵌在眼眶内，到死也没取出来——你想想，这样的英雄题材是不是比解放初期流行的忆苦思甜、婚姻自主、斗地主老财更震撼？所以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文艺畅销书上，发行了几百万本。以此为开端，工人出版社便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的选题，包括王若飞、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施洋、林祥谦、刘志丹等等，创作模式与写吴运铎没什么两样，都是别人查资料，写点梗概一类的东西，再由我操刀上阵，扩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赵一曼》，就是所谓的作家张麟写了一万多字的素材，大概是从烈士馆里抄来的原始资料，而我却在此基础上，从四川跑到哈尔滨，完稿了10多万字。还有令胡耀邦赞不绝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勾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刚打成右派。
老威：你塑造了这么多的革命榜样，怎么会是右派？
何家栋：应该是一大群革命作家的背后，躺着一个右派、反革命或阶级异己分子。有时我自己不愿署名，认为推出作家是编辑的本职工作；有时是人家怕我抢了风头，想方设法不让我署名。那会儿又没知识产权这一说。
写吴运铎给我带来的最大运气就是重逢黄明鉴。原来他被捕后，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初期，他重新参加工作，进上海一家电台搞戏曲。我立即带他见领导，叛徒问题不大一会儿就彻底澄清。他妈的，这家伙万一不出现呢？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可是党籍已经开除，要恢复，手续很麻烦；要官复原职吧？没地盘了。于是社里根据特殊情况，新成立一个文艺组，稍后改为文艺编辑室，我任副主任。
到了1955年，反胡风集团之后，组织上审查干部，又把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每个细节都摸了一遍，结果证明我清白的人还不少。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个好样的！”我说：“处理错了，就纠正嘛。”却没料到组织竟叫我自己写申诉，请求改正。我一下子火了，凭什么？你们干了违反《党章》的事，栽赃迫害，还要我申诉？
我的态度激起公愤，这家伙还跟组织讨价还价，要组织请他重新入党！不识抬举。如此，双方都不让步，拉锯战就无结局地拖下去，直到1957年，我因负责出版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被株连成右派。
老威：出版社至少是三审制，你已被降职，还能负责吗？
何家栋：刘宾雁成了向党进攻的大右派，总编害怕了，找到我说：“你要承担政治责任。”我说：“你呢？”他说：“我只承担行政责任。”
老威：行政责任？
何家栋：就是受我的蒙骗，犯了过失。他妈的，我再一次一抹到底，成了替罪羊。连降四级，还是留用。社里其他右派都在大会上痛哭流涕，要重新做人；而我抄着两手，死不上台，不说话。我再次激起公愤，被全体声讨，可心已横了，操他个奶奶，就这么个态度，啃了？！
这口气一直憋着，我为什么后来又以10倍的热情创作红色文学？就是想干出点业绩让大家看，右的比左的更革命。老子不倒，谁也打不到。
老威：没有送您去劳改？
何家栋：我没了，谁来干活？
老威：您创作的红色文学加起来可能愈千万字吧？真没得过稿费？
何家栋：没有。《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得了16万7千元的版税，只送过我一台收音机，其他印刷品，动辄发行几十几百万，但那不是我的原创。如今，想到这些红色垃圾，就一派茫然，感到人生很失败。
老威；《刘志丹》呢？
何家栋：这叫“误入白虎堂”。我因编创红色文学，立下汗马功劳，别的右派都下放劳改，我却留用。事后一想，真还不如劳改。《刘志丹》列入出版选题已很久了，是支部书记王思勉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组稿，李先推辞说“水平不够”，勉思就以“合作”的名义陪她去老区采访，直到她写出部分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来修改、定稿。我在北京也采访了四、五个人。这样反复了几次，我和她都把故事串通，人物合并。我的特点是腹稿时间长，构思水落石出了才下笔，这样一气呵成，斧凿痕迹极少。
1959至1961，三年大饥荒期间，工人出版社因屡犯错误，被迫精简机构，挂靠在《工人日报》。几百人的班子，就剩5个人，一个编辑室，两个主任，两个编辑，一个管发行。又饿又疲劳，还要搞《刘志丹》，我一下子就病了。扔在床上，摆一个姿势迷糊过去，就永远动不了。
老威：《刘志丹》算重大选题，您一个右派……
何家栋：社里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说清楚了，她同意我做《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事实证明，她很有眼光。《刘志丹》初稿有20多万字，排印出校样后送刘志丹的老朋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审查，习两次提出“改稿指示”，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还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一句话，定要把一部普通的革命故事拔高成史诗一类的鸿篇巨制。这实在超出我的能力，可李建彤却大受鼓舞，她和她的丈夫刘景范一道，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陕北根据地采访了几百个人。而我只好配合查资料，抄录白区报刊的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把初稿大力加工，形成第2稿。这是1962年9月，中共8届10中全会前夕。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可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他给寄校样的李建彤回信，只有两句话：“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于是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老威：一本小说牵动这么多政治大人物，实属稀罕。
何家栋：这无疑给正在兴头上的李建彤当头浇一桶冷水，她也有一定背景，不怕阎红彦，却不料人家通了天。毛泽东随后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评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老威：毛泽东看过小说了？
何家栋：我认为包括康生和阎红彦都没看过小说。阎红彦与刘志丹有历史过节，阎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被敌人撵得东躲西窜的，无奈之下就西渡黄河，从陕北跑到陕甘去投奔刘志丹。人家盛情接纳，可阎一见刘有地盘有人马，顿时起了贪心，搞突然袭击，缴了人家的枪，还把不服气的人杀了一大批，夺了刘志丹的权，刘景范也遭开除。《刘志丹》一书在涉及到这桩历史公案时，含糊其词，似乎像发生了一场误会。其中阎红彦也用的是化名。我曾采访过来北京开会的阎红彦，他吞吞吐吐地说：“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还说刘志丹就是一伙土匪，贩卖大烟，抢东西抢女人，一打仗就用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这样“危害一方”的匪徒，把他抓起来没杀，就算便宜了。我一听特别反感，这叫什么态度，人杀错了，连点愧疚之心也没有！你说刘志丹是土匪，那毛泽东上井冈山，还得到土匪王佐、袁文才的接应，后来左倾占上风，误杀了王、袁，老毛还在书里写了，感到遗憾。
老威：利用土匪，早就是共产党起家的一大法宝。
何家栋：谢子长、阎红彦的队伍就不匪？抢劫、搞女人、吸鸦片、抓做生意的“土豪”，也叫坚持革命斗争？谁都别称自己的屁股干净。游击战争嘛，没政权，无法合法征税征公粮，又无法印钞票，凭什么生存？当时的红军除了打仗取得供给，全靠“筹款”，共产党叫“筹款”，国民党就叫“绑票”，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否则就撕票。这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写着。
老威：为高岗翻案是怎么回事？
何家栋：红26军南下，全军覆灭后，刘志丹死里逃生，回到陕甘；此时，高岗闻讯也从西安跑来，他身为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就和刘志丹一道重整旗鼓，重建了红26军。发展壮大部队，才有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后来，徐海东的红25军在陕南作战，把亲共的杨虎成部的张汉民团吃掉了。团长张汉民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员，还认识刘志丹，结果也被杀掉。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不仅不相信白军的团长是共产党，而且认为内外有勾结，红军里有反革命。于是在大肆屠杀俘虏之际，他们留下一个活口，带他去陕北指认反革命。这样，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被“自家人”抓了。
老威：刘志丹和高岗手里有军队，咋会乖乖落网呢？
何家栋：刘志丹有极强的党性，《逮捕令》误送到他手里，他没有反抗，造成红军火拚，而是投案自首，和政治对头辩理。这次所谓的“肃反”，杀了六七百人，军中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干掉了，要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的命都保不住。1942年延安整风，中央确认刘志丹、高岗为正确路线，而阎红彦是另一派，受了压，只好把火憋肚里。50年代高岗得罪了毛泽东，被打下去，阎红彦等人想借机翻案未遂；可这次，不明缘由的李建彤竟误中了政敌设下的圈套。
老威：我还是一头雾水。
何家栋：《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三卷中有一条注文：“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高岗出事后，《毛选》第二版就把同一条注文改为：“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阎红彦如梗在喉，却不敢说《毛选》不对，因为在他心里，陕北红军的创造者是自己，绝不是刘志丹。举报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也就是为自己翻案。
老威：真没想到一本小说，关系到这么多人的你死我活。
何家栋：我们当时都蒙在鼓里，以为就写了一本单纯的革命故事，这符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嘛。可后来，专案组认为，李建彤只是傀儡，小说的实际作者是刘景范、习仲勋。如此扩大化，就有了“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反党集团”，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叫扯了进去。李建彤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谈到，1968年1月8日，她和刘景范、马文瑞同时被捕；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习、贾、刘”只剩两人，成不了集团，就加上一马，搞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李建彤本人被关地下室5年，遭到严刑拷打，留下了永远的残疾。
李建彤还谈到，自1962年《刘志丹》被定性为反动小说之后，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黑爪牙，还打死了好些人。
老威：您的遭遇如何？
何家栋：1960年，右派帽子刚摘，1962年就因参与写《刘志丹》成了反革命份子，审查了好几年。1965年，康生指令：《工人日报》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于是我又被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文革开始，我被揪回北京接受批斗，接下来就是扫厕所，给各地来外调《刘志丹》案情的人写交待材料。再接下来，我又被报社送回山东。
老威：是全家下放吗？
何家栋：七零八落了，哪还有全家？我去山东，老母无人照料，就自己跑回老家了。我在黑帮队种了一两年的菜，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像个叫化子。大儿子被造反派追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二儿子因绝望，也自杀了。最小的两个跟着他们妈，老挨打，要不是当地老乡护着，估计也打死了。后来，我干脆趁上山下乡之机，让儿女们回河南老家找奶奶，才不受欺负了——因我家是贫农，是红军时期的革命群众。
在文革中，地质部还派人来找我，要我揭发李建彤；我不干，他们就拿出一份“罪证”，命令我照抄。我推说我得了青光眼，抄不了；他们说我们念一念，你按个手印。这样，我是瞎子的消息通过他们之口传开了。1978年，《工人日报》复刊，许多人想起我，叹息道：“人是能干，可惜瞎了！”但全总组织部长张维贞说：“那就更应该叫他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
老威：您后来还写作吗？
何家栋：我整整30年都在挨整，其中山东14年，一个字也没写,我这个革命家真被革命改造好了。《刘志丹》案，使我对文学彻底失去了兴趣，对历史也产生了虚无感。但有时，血还在热，这就是根性了。但愿死的那天，我什么也别留，连个纸条也不留，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把柄。总的来讲，我不愿出风头的秉性，还是让我躲过了许多厄运。
老威：做革命家而有善终，不容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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