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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剑桥学者张炜博士（1）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当年刚踏上政坛的张炜，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告别了权力的张炜，机敏中洋溢朝气。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张炜牢牢攥紧命运的繮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
提起张炜，人们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的壮举：为抗议当局派兵镇压学生，宁可舍弃政坛锦绣前程，愤然递上辞呈──如果不是这样，51岁的张炜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国最高权力层攀登的第五代领跑者。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在“六四”枪声响过以后他被审查、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与他离了婚，不到五岁的独生子得了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如果说这还不够，孩子在化疗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全身黄疸，医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疗，对孩子肝脏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张炜，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年8月下旬，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来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转型的研讨会，多维记者抽空对他进行了专访。离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见到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说，当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的他，则是机敏中洋溢朝气──虽然额顶已经童山濯濯。近三十年岁月，张炜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他牢牢攥紧命运的繮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提为□口区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长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很快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后，在这个直辖市的一连串领导岗位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跃：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天津外经委主任……直到“六四”事件他自己甩下头上的乌纱帽。
中国古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张炜关上了仕途之门，推开了学术之窗。他毅然申请到美国留学，拿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
在死神的夹击中突围
我首先对张炜问起他儿子：“他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张炜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亏当初走了出国这一步棋！”
张炜1993年来到美国，最急迫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出国？动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孩子陷入了绝境。”
儿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两年多，在一次输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这是后来在美国才确诊的，在国内时，医生只判断出肝脏出了麻烦，但难以确诊是甲肝、乙肝、还是丙肝？不同医院的医生给过他这三种诊断结论，不敢肯定是丙肝，因为一说是“丙肝”，就牵涉输血的责任──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输血的血液进行检测。
张炜铭感不已：“六四”后虽然他还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儿子治病很关照，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两次通过天津经贸委主任转告张炜：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他；至于他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更是不顾公安部门的威胁，帮助他四处为孩子求医……
两种病凶险夹击，直接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赵的主治大夫将严酷的事实告诉这位心力交瘁的年轻父亲：，保肝与治疗白血病直接冲突，在中国，别无良策，为了保肝，必须停止针对白血病的化疗。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还要继续化疗，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于肝脏。但是化疗并没有完成啊，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白血病继续发展？
张炜忧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举行关于少儿血液病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北京的专家也来了不少，他又去请教他们。他们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后说，中国暂时还没有条件突破两种病的夹击，要在这种情况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医学发达国家。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张炜行动起来，一面联系美国的医院，筹措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一面向当局申请带孩子出国治病。美国那一头倒是很快落实了：在美国的北大同学帮助联系，将他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其教授，教授许诺可以从项目经费中解决一些孩子的医疗费用。而中国放行的这一头，他却处处碰壁。“天津没有人敢批准我。当时市里一个靠镇压学生提拔起来主管公安的负责人说：‘张炜想出国？门儿都没有！’我特别生气：这不是拿我儿子做人质吗？”
为孩子办护照也是一大摊麻烦事──儿子虽然没有离开过他一步，法律上却是判给前妻的，而前妻并未知会他和孩子，就已经出国，杳无音讯。为了得到她的签字认可，张炜不得不付出大海捞针的精力。
过五关、斩六将，张炜总算带着孩子跨出了国门。“到了英国才最后治好肝炎。不过医生做肝穿刺查出，因为长时间没得到适当治疗，已经局部有了纤维化。”现在，这个20岁的小伙子，正在英国一所大学念经济，“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光荣的落选者
我问张炜：“你这半辈子中，在北京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算是第一次重大选择吧？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去天津呢？”
张炜说：“那会儿学校的领导，像韩天石书记、马石江副书记等，都希望我留在北大担任团委书记。但我考虑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团的工作，我在北大学经济这么多年，希望能发挥所学，抱着一腔热情想从基层干起。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80年我参加过人民代表的竞选──是我自己要参加的，党委当时实际上是不希望我参加。”
对，这是张炜人生中更早的一次重大自主选择，虽然有传言说，张炜是“官方推出的候选人”。王军涛后来为他澄清说：“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
张炜对我回忆──
在我贴出竞选宣言的前一天晚上，北大党委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马石江，带着校团委书记王丽梅来找我。当时我的竞选班子所有人都在场。马副书记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王也是个很厚道的人，他们希望我不要参加竞选。马副书记说，你可以宣布你支持这场竞选，但你干嘛要参加竞选？你出来说什么？符合党委的口径吧，在当时气氛下得不到多少选票，对党组织的威信也是个损失；如果不按照宣传口径来说呢，肯定违反组织纪律，哗众取宠也不对嘛，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我理解党委当时压力也很大：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一派比较开明，理解学生的要求，像韩天石、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才入党去了延安。他一辈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整肃下去，直到“文革”后才重被起用。党委另外一派的意见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竞选，参加进去就更是错误。那天晚上我对他俩也袒露心扉：我觉得竞选路子是对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精神──这当然还是从比较正统的党员的角度来说的，我当时还是属于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吧；另外，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很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么，特别希望受到一次锻炼，碰到这样事关中国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
我问了他们一句话──你可以看出我还是很正统的！──我问：你们来，是传达党委的正式的决定，还是你们个人对我的劝告？他们说，是党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只要党委没有做决定禁止我参选，我仍然要站出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北大12月3日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作为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胡平得2812票，王军涛得2400票，张炜得1723票，三人胜出。12月11日正式选举，要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结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人，必须要过半数2988人才能当选，只有胡平过了线，于是再选……
张炜落选了，但是他赢得了众多同学的信任，包括他的竞选对手王军涛的尊重。王军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王军涛还写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借鉴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有权罢免学生会干部。
张炜这一批学生骨干，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李克强，是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汪康懋，是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教授、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王军涛，是着名的“政治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周青，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百人计划”引进教授、博导；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一度还被中共指为“台湾间谍”……
当时北京和外地高校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当局则手忙脚乱，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不少冲突。最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不满校党委钦定候选人，到省委请愿，省委书记毛致用避而不见，学生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压制学生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决策层夸大学生在竞选中的某些不满言论──九年后他们也是这么干，酿出惊世惨案。受其压力，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改革派领导人也表示了否定竞选的态度，胡耀邦甚至指责这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北大竞选也被上面盯上了，党内有人要求查处。风声日紧，张炜却不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竭力解释和分辩，维护北大和竞选。他不满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担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听信他们的汇报，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多年以后张炜在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张炜告诉我：“在竞选中我没有完全跟从学生情绪──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我后来认识到：王军涛、胡平在竞选中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我与王军涛接触比较多，一方面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敏锐思想所折服，但也担心他的许多主张在党内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采取的态度比较折中，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总之当时我还是寄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全面改革。我这样讲，大家感觉得我没有哗众取宠，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党员’来拉选票。在竞选结束以后不久，我在北大党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北大党委委员，那是学生第一次这样成为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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