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虹

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北京的正午，何家栋先生离开了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由于已经印好的《何家栋文集》突然被扣押，由于丁东被安全局带走，形势显得异常的严峻。尊重家属的希望，我和子明都没能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但是直到今天，我依旧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们，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与何家栋接触的中青年人很多，对他的称呼也很多，有叫何老师、何先生、何老的，子明从认识的时候起就叫他老何，以后也一直没有改口。以前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经济学周报共事过的一些朋友，也喜欢叫他“老板”。虽然从资金上来说，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老板，但大家亲切地叫他“老板”，我想是因为认为他是大家的主心骨的缘故吧。但在这些称呼中，我更喜欢叫他何伯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把他当作自己可敬、可爱、可靠的一位亲人。

与何伯伯的接触最早是在1986年，当时我担任北方书刊发行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同时参与了函授大学的创办工作。在此之前，何伯伯还没有见到我的人就见到了我的名字，因为子明、盛平与工人出版社签订的合作出版协议书上，盖的都是我的印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函授大学已经初具规模，招生20多万学员，同时建立了一支上百人的专职工作人员队伍和几百人的兼职教师队伍。就在这时，家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何伯伯任函授大学的校长，子明是副校长和主持学校常务工作的人，面对这种局面，子明有意让我退出，我当时心里十分委屈。我觉得，其一，在当时的情况下，铁饭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有能力的人是不会轻易地丢掉正式工作到这样的民办单位来的，所以招聘得力人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像今天人才流动这样的频繁。为了这个事业的建立，我是放弃了正处级干部的工作，丢掉铁饭碗下海的，为此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其二，我的工作能力当时也是得到很多人认可的，并且在函授创建的初期付出了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以上，因为家族的问题这样一句话就撤职，我觉得不妥。我可以离开，最起码要对我在前一段的工作有一个说法。就在这个时候，何校长发话了。他对于我的能力和人品为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说明家族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且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与牺牲。他在干部会议上表示：“现在我作为校长，提议聘王之虹为函授大学的人事处处长，直接对我负责。”这样我就继续保留了在学校的工作，并且与何伯伯有了上下级的关系。何伯伯处理问题的正直、果断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但他的严肃、凛然还是让我颇有些敬而远之。

一直到1989年之后，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何伯伯亲切、和蔼、温情的一面。“六四”镇压后，子明锒铛入狱，我也被关了13个多月。当我再次见到何伯伯的时候，他将我紧紧的拥抱着，顿时一股亲人般的暖流遍布了我的全身，我们的感情一下拉近了。

在子明判刑后的几年里，我始终被公安紧密的跟踪着，通常是两辆汽车，多的时候会同时出现六七辆汽车，还有摩托车与自行车。一些与我接触的朋友，会被公安同样跟踪与盘问，为了避免给朋友们带来麻烦，我尽量避免与朋友的交往。但何伯伯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说，我这没关系的，你可以尽管来。这样何伯伯的家就成了除娘家和婆家外我最常去的一个家。

何伯伯家成了我避风的港湾，难了，累了，孤独了，……我都会来到这里。这里有温情，我可以在这里放松情绪，尽情倾吐自己的委屈与期盼。这里有智慧，我可以在这里获取斗争经验和人生阅历，支撑我战胜所面对的困难和艰险。这里是“咖啡屋”，我不仅可以在这里与何伯伯、伯母交流思想，还可以与老朋友相聚，与新朋友结识，进行当时对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社会交往。这里是“游乐场”，我在外出办事的时候，有时会把孩子放在这里玩耍。我们孩子小时候是很顽皮的，我都不好意思带他来，但何伯伯每次见到我，总要问起孩子，并嘱咐我多带孩子串串门，以免因为缺少交际而养成孩子孤僻的性格。有一次，我把孩子放在何伯伯家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见到这一老一小（70多岁与4、5岁）正在热烈地谈论中国地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省市自治区的位置，各大城市的名称，时而看看地图，时而翻翻书。见到这个情景，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和欣慰，多么温馨，这种交流对当时见不到父亲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情感教育。这里又是“大卖场”，因为子明在狱中要看大量的报纸、杂志，订阅费用很高，何伯伯就把家中订阅的报纸、杂志都集中起来，我每半个月去取一次，带给子明，这样我就可以节省一笔开销。只是不好意思，本来伯母有剪报的习惯，因为要给子明留报纸，伯母也改变了她坚持多年的习惯。何伯伯还经常给子明推荐一些书看，并把别人送给他的书让子明先睹为快。他每次都要和我交谈一些政界与思想界的动态，让我探视时尽可能地传递给子明。别人给何伯伯送来一些食品，他也总是不会忘记子明，二一添做五，见面分一半，即使是他最喜欢的茶叶也有子明的一份。……

何伯伯以他的睿智和温情，扶持我走过了子明在狱中时最艰难的那几年。当子明13年后与朋友们再相聚的时候，朋友们都很惊讶——他的思想依然十分敏捷，他对世事变迁的理解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完全不像一个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的人。对于这一切，朋友们当然要夸我这个贤内助，但我自己最清楚，这中间离不开何伯伯的功劳，离不开他对我的点拨、启发、支持、帮助。

子明于2002年刑满后，可以走动了，我们仍旧是何伯伯家中的常客，经常会去取报纸、杂志、书籍，何伯伯还是会将自己喜爱的茶叶分一些给子明。只是不需要我来充当传声筒的角色了，当何伯伯与子明热烈交谈的时候，我可以安逸地在一旁倾听，享受着一种别的女人可能难以理解的幸福的感觉。

当我得知何伯伯患有晚期肺癌的时候，我的内心像是受到了雷击。老天爷是多么的不公平啊，偏偏把病魔降临到何伯伯这么好的人身上。在何伯伯住院期间，我和子明多次去看望他，我会默默帮助他按摩，想能帮助他减少点痛苦，每次见面和离别，还是要拥抱一下，用这种无声的动作传递温馨的关怀。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何伯伯是在10月4日。病魔的折磨已经使他消瘦了许多，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和我们交谈。他拉着我的手说：“这一次看来我是真的过不去了。”我说：“七十三，八十四，你离八十四就差一个月了，你过了这道坎，就会好起来的。”他摇摇头，“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了。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些天许多人都来看过我，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在梦境中？”我告诉他：“是真的，三洲、小四都在场嘛，还有照片。大家都是对你表示一种敬意。”他又说：“我前天晚上就叫他们打电话给你，让子明过来见一面，有些话要和他说，你们昨天没有来过吗？”我说：“昨天我们在密云，没有办法过来，今天才赶过来的。”我当时心情非常难过，头脑多么睿智的一位老人，被癌症折磨成这个样子。小四姐偷偷告诉我，这是因为最近加大了止痛剂的药量而导致的。临走前，三洲分别为我和子明照了与何伯伯的合影。没有想到，这就成了天人永诀的最后留念。

亲爱的何伯伯，虽然你在临终前没有能够摸一摸已经印好的文集，留下伯母所说“又是一个未了的心愿”。但是请你放心，你梦寐以求的政治愿景，也就是李锐老所说的“宪政大开张”的日子，一定能够实现。何伯伯，你一路走好。

2006.11.4

《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首发